，就会遭人批评。

    我为什么要批评呢？

    我觉得他提出的“公共学术空间”、“普及”等一些模糊的概念会误导大家。从学理层面来说，他的这些东西经不起验证和核实，所以我要指出来。实际上，我希望刘心武拿出自己切实的证据，我和他在学术层面上对话，而不是在猜想层面上。

    当然，我们也不能仅仅就抓住刘心武来说事，其实现在学术环境开放了，但开放同时也带来了泥沙俱下的东西，我们要谨慎地对待这种现象。

    “红学”繁荣只是表面现象

    “‘红学热’实际上只能称做‘红楼热’”

    新京报：现在有各种关于《红楼梦》的书籍出版，请问你如何看待现在所谓的“红学热”。

    胡文彬：其实根本就没有什么“红学热”，这实际上是没有把《红楼梦》和“红学”这两个不同的概念分开。现在这些东西不是学术层面上的热，我认为它只能是称做“红楼热”。你看周汝昌的书都叫《红楼夺目红》，而不叫《红学夺目红》。“红学”作为一个学术的东西，它并没有“热”。

    而且我们不能只看现象繁荣，而要看事实。表面上现在是出了一大堆书，但很多书根本就是把旧书改头换面之后重新出版，一点新的东西都没有。我们需要的学术著作是创新，而不是翻炒旧东西。现在很多人出书都是看重一个“钱”字，出版家是，作者也是，这真的是学术的悲哀，红学的悲哀。

    红学研究还有很多地方是处女地，它们等待着我们去开发。100多年的红学研究成果我们需要自己的研究中心，资料中心，甚至网站。这些东西都没有。

    国际上有人多次提出，需要我们做一个可以用来做课本的读本，但这些都没有人去做，为什么我们不在这上面下工夫呢？为什么要去出那些没有价值的书呢？所以，对于这种所谓的繁荣景象要理性的分析，热闹并不是繁荣，某种书出了多少册也不是繁荣。

    新京报：但你看学术读者很少关注，但像刘心武这样揭秘性的书却有不少的销量，这不值得思考吗？

    胡文彬：大家存在着一个误解，以为读者都是不关注学术问题的。错了。

    在我接触的很多读者中，有不少人其实是很关注红学学术问题的，而且他们对学术的了解远远出乎我们的意料。全国各地其实都有这样的读者。

    当然我们不可否认刘心武的东西吸引了不少人，所以红学家们更应该从这个事情上反思。为什么有些东西我们不同意，但却有很多人喜欢？

    红学家应该透过这个问题想到人民的需要，应该看到古典文学研究中的普及空间还是很大的。作为研究者既要兼顾研究的任务，也应该面对广大读者做普及的工作，考虑如何能让更多地读者接受。

    所以面对刘心武的问题时，我们提出了不同的意见，我们的目的不是否定他的贡献，不是说这种形式不可取。而是在这样一个情势面前，应该有自己的声音。

    伟大的是《红楼梦》，不是红学家

    “我很反对有些红学家不看后辈的论文就乱批评”

    新京报：我们来说另外一个话题吧。听说上海博物馆买回了甲戌本《红楼梦》，但却一直不对外说明情况，你怎么看？

    胡文彬：这个消息是传了很久了，但没有人公开发布，所以我没法确定是不是谈成了。（记者：我打电话证实过是有这回事）那这就要看他们上海博物馆到底要做什么了，他们是想把它作为文物保存起来呢，还是在某一天选个特定的日子把它展览出来，他们不说可能是怕有人一拥而入。但我觉得，实际上这个本子已经意义不大了。从上世纪60年代胡适出了第一个影印本，到现在它的影印本已经遍地都是了，你说它还有多大意义。

    新京报：我知道你看过陈林的论文，我想知道你对他的论文有什么看法？

    胡文彬：他的有些观点蛮有道理的，比如他用时间坐标来推算《红楼梦》发生的真实年代序列就是一个很好的视角，虽然有些地方可能论证还不够充分，或者出现错误，当时我认为他的论文还是有一些价值的。陈林绝对是在踏踏实实做学问的，这是可以肯定的。

    新京报：我发现陈林的文章发表后，很少有红学家对这个论文发表看法。我觉得好像现在红学家对新的观点、新的研究好像都不喜欢发表意见，为什么？

    胡文彬：我很反对有些红学家不看后辈的论文就乱批评。我们应该从人家的东西上看到值得借鉴和研究的地方。而且有这些年轻人这么关注《红楼梦》学术的东西，红学家们还应该感到高兴。而且我觉得红学家们也应该多跟后辈们交流。

    红学走向大众是没有人阻挡的，红学是否能够让大众接受了解，还是红学家该做的事。要知道《红楼梦》是一部很伟大的作品，伟大的是《红楼梦》、是原作者，而不是红学家。红学家应该感谢《红楼梦》。（记者：甘丹）

    来源：《新京报》（2005年10月3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