梦考证》出版两年之后，俞平伯的《红楼梦辨》问世，这样考证派红学两大巨头胜利会师，站在一面红旗底下热烈握手。而第三员大将，周汝昌，此刻还是个小朋友，也许正在摇头晃脑地背《百家姓》，但他的舞台是在三十年后的。

    俞平伯的考证方法跟胡适的一致，只是跟文本扣得比较紧，他对曹家历史兴趣不深，却费了很大的篇幅去讨论后四十回跟前八十回在思想性上的差别，一边讨论一边生气，拍着桌子大喊： 后四十回绝对不是原著！嗓门儿大的险些把高鹗吓活了。

    清代的小说家们地位不高，庙宇之上的人写小说是解闷儿杀时间，写完折子请完安，弄个闲情逸致玩玩也颇风雅；市井之中的人写小说是指桑骂槐泄私愤，能弄俩小钱儿打个小酒儿不用学孔乙己。曹雪芹就是这样，兼着感怀身世，顾影自怜，写了一辈子没写完，高鹗拿过来给磕磕碰碰续完，其实是学雷锋做好事，照顾瘾大的王爷贝勒，还不留名。一开始硬说是老曹原著他整理的，结果碰上俞平伯手持照妖镜，一二三四五给列出了铁证如山。

    不过俞平伯毕竟还是持冷静的文学分析立场的，在一定程度上肯定高鹗的续书，多少人把黛玉从棺材里拎出来摁着膀子跟宝玉拜了堂，高鹗笔下愣是不给续命灵丹，保证了《红楼梦》大悲剧的结尾，没有去媚俗，这点上就不容易。所以俞平伯也说“续书是失败的，但是光荣的失败”，只是这夸奖听起来蛮不是味儿。

    俞平伯先生是搞学问的，而且性子有些执拗，所以下笔颇黑白分明，砍瓜剁菜一般就把《红楼梦》给抖落一遍。他的《红楼梦辨》可以跟胡适的《红楼梦考证》放在一起看，一个笔走龙蛇，一个温文尔雅，姿态虽不一样，但道理倒是说得都透。

    俞平伯还有一个好处是他对《红楼梦》持冷静态度，他并不把《红楼梦》提高到一个高山仰止的境界，对于一个文学评论者来说，这样的冷静十分必要，后来的周汝昌对《红楼梦》就缺少这样的距离，如今周老每年都给曹雪芹过生日，自己家人生日都记不大住，你说他老人家这是闹的哪门子。

    俞平伯在《红楼梦辨》里就很大张旗鼓地说，《红楼梦》是部优秀的作品，但并非尽善尽美无可非议，在世界文学中的地位也并不高。1923年说这话倒没什么，顶多出来一干人等在后头拍拍砖头，但1952年再版的时候，俞老还是只字不改，结果伟大领袖亲自出来拍砖头了。

    《红楼梦辨》1952年再版的时候改名称叫做《红楼梦研究》，内容并没做多少改动。只是没想到1923年跟1952年是完全两码事，1923年有人说俞老您这说的不对、那儿说的不妥，俞老高兴了可以说，对对对您说的是！不高兴了可以抓起块石头来磨刀霍霍向了猪羊。偏偏1952年，伟大领袖**左顾右盼觉得都开国好几年了，思想界里放眼望去怎么还是胡适放的那些羊，要想搞统一思想，五四以来的胡派思想是只拦路虎，情急之中，机缘巧合，正张着大嘴惦记，蹦出俞平伯这只“黏豆包”。

    很多人都说当年李希凡和蓝翎对俞平伯的批评，直接掀起了后来的文艺界整风运动。但李希凡和蓝翎那时二十几岁的样子，能有多大的本事掀起这样的浪头，他们只是被人拿起来做了冲锋枪，还是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这后头是谁扣动扳机是不言而喻的了。

    50年代初，文艺界在巨手的指引下，开始杂乱无章地批判俞平伯，不明就里的只知道批判俞平伯批判《红楼梦研究》。后来**亲自写了信函，大家才明白过来，噢，真正要批判的原来是“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这才赶紧调整批斗方向，还好**力挽狂澜得及时，俞先生身上被踏的脚才千八百只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