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隐的由来还有另外一方面的“根据”。《红楼梦》第一回，石兄向空空道人为自己的故事做辩护时强调：“……莫如我这不借此套者……不过只取其事体情理罢了。”很好，既然写出了“事体情理”，也就写出了世间诸人诸事的共同性、相通性、普遍性。世界的统一性包括了物质的统一性，也包括了规律、道理、“事体情理”的统一性。人们求知常常有知一隅而三隅反的情形，有由此知彼、因小见大、睹物思人的情形。文学作品中也常常有写一隅而令读者思三隅，写小而出大，写此而令读者思彼的情形。只要这些“举一反三”“由此及彼”不包含着入人于罪的恶意，如姚文元的这方面的功夫手段，那么哪怕是牵强附会的联想也是可以的。何况欣赏就是再创造，就必然加上欣赏者的发挥乃至加工改造借题发挥呢！由《红楼梦》而联系宇宙的历史，由《红楼梦》而联想吊明反清，说明了《红楼梦》包容的“事体情理”以及文字手段的广博性，也说明了论者主观取视与解释的独特与执着。谁知道呢？也许无材补天，锻炼通灵，静极思动，石而玉，玉而人，人而衔玉，从大荒无稽青埂来回大荒无稽青埂去的概括当真通连着某些宇宙史的道理？也许各种曲笔隐喻至少在手段上与清代怀明文人有某点相通之处？反正人为“红楼”立法，立法到了这一步，作者的主观意图如何，反倒不是那么重要的了。我还有这样的切身经验呢，三十四年前的那段公案，拙作《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中有一段林震对槐花的感想，说槐花“比桃李浓馥，比牡丹清雅”。一位前辈作家老师评论说，作者以桃李比喻大众，牡丹比喻上层（大意如此），而以槐花自许，表现了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清高。说老实话，读后我实在佩服老前辈的博大精微、敏捷老辣，甚至佩服我自己竟这样深刻，动辄颇有含意。一九八五年西柏林举行的关于笔者的小说的讨论会上，瓦格纳教授分析拙作《悠悠寸草心》里的主人公是理发师，“理发”谐音“立法”；姓唐，唐是过往中国的一个兴盛的国号。因而断言“寸草心”是呼吁通过加强法制来振兴中华，也真是“没了治了”！请看，“红学”的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