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圭“薄饮食，忍嗜欲，节衣服，与用事僮仆同苦乐”（《史记》卷一百二十九《货殖传》）。勤苦如此，倘若斥之为不仁，那么，何怪陶朱“十九年之中，三致千金，再分散与贫交疏昆弟”，以博取“富好行其德”之名（同上）。一方法律上政府不尊重个人的所有权，他方观念上社会又认财富为不仁的结果。财产不安定，资本无法蓄积，从而各种产业就不能作“扩张再生产”。生产规模一仍旧贯，而人口增加不已，社会消费力超过社会生产力，贫穷成为普遍的现象。这个时候，若再加之以师旅，因之以饥馑，则人民受了生活压迫，势必相聚萑蒲，猬毛而起，大则称帝称王，小则攻城剽邑，而天下遂大乱了。乱事既然发生，丁壮毙于锋刃，老弱委于沟壑，幸而存者不过十之二三。社会消费力固然减少，但是内乱不但可以减少社会消费力，且亦可以破坏社会生产力。倘令生产力的破坏超过于消费力的减少，则乱事继续进行，一直到社会的生产可以供给社会的需要，才见停止。此时也，苟有人焉出来收拾残局，则社会便由纷乱而转变为小康之治。古人所谓“一治一乱”，实由于人口法则的作用，而所有权没有保障，产业不能发达，则为最大原因。

    但是如意真仙的所有权亦有问题，西梁女国的婆子说：“却如今取不得水了。向年来了一个道士，称名如意真仙，把那破儿洞改作聚仙庵，护住落胎泉水，不肯善赐与人。但欲求水者，须要花红表礼羊酒果盘，志诚奉献，只拜求得他一碗儿水哩！”（第五十三回）由此可知落胎泉本来属于公有，自从如意真仙来了之后，才倚强攫为私有。有力的既得恃强垄断泉水，则有大力的当然更能够倚力夺取泉水。孙行者对如意真仙的徒弟说：“你去说我老孙的名字，他必然做个人情，或者连井都送我也。”（第五十三回）“所有”不以劳力为根据，唯视力之大小为移转。我阅到这里，不禁想起南北朝时代豪族封固山泽之事来了。

    吾国古代以农立国，土地乃是最重要的财产。自秦用商鞅之法，坏井田，开阡陌，民得买卖之后，土地就归属于个人私有。固然“用贫求富，农不如工，工不如商”（《史记》卷一百二十九《货殖传》），而“以末致财，用本守之”（同上）又是国人理财之道。土地成为国人争取的对象，土地遂不免集中起来。东汉末年，“豪人之室，连栋数百，膏田满野，奴婢成群，徒附万计”（《后汉书》卷七十九《仲长统传·理乱篇》）。魏时，“大族田地有余，而小民无立锥之地”（《魏志》卷十六《仓慈传》）。晋兴，循而未革，经数代的兼并，一直到了南北朝，就发生一种现象。永嘉丧乱，北方受害甚烈，“中原萧条，千里无烟”（《晋书》卷一百九《慕容皝载记》）。南方蒙祸较少，“荆扬晏安，户口殷实”（《晋书》卷六十五《王导传》）。北方民人分散，土业无主，到了社会安定，业主归乡，而田园已归别人所有。事涉数世，取证无凭，争讼迁延，莫能判决，良畴委而不开，柔桑枯而不采，大有害于国计民生，于是遂依李安世的建议：“所争之田，宜限年断，事久难明，悉属今主。”（《魏书》卷五十三《李安世传》）南方如何呢？“洛京倾覆，中州士女避乱江左者十六七”（《晋书》卷六十五《王导传》）。他们南渡之后，又在江南“水耕火耨”的地区，建立他们的政权，并利用政治上的权力，兼并了许多土地《宋书》卷二《武帝纪》中：“中兴以来，治纲大弛，权门兼并，强弱相陵，百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