哀哉乎！此书既成，而命之曰《水浒》也。是一百八人者，为有其人乎？

    为无其人乎？试有其人也，即何心而至于水浒也？为无其人也，则是为此书者之胸中，吾不知其有何等冤苦，而必设言一百八人，而又远托之于水涯。

    吾闻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也。一百八人而无其人，犹已耳；一百八人而有其人，彼岂真欲以宛子城、蓼儿洼者，为非复赵宋之所覆载乎哉！吾读《孟子》，至“伯夷避纣，居北海之滨”，“太公避纣，居东海之滨”二语，未尝不叹。纣虽不善，不可避也，海滨虽远，犹纣地也。

    二老倡众去故就新，虽以圣人，非盛节也。彼孟子者，自言愿学孔子，实未离于战国游士之习，故犹有此言，未能满于后人之心。若孔子，其必不出于此。

    今一百八人而有其人，殆不止于伯夷、太公居海避纣之志矣。大义灭绝，其何以训？若一百八人而无其人也，则是为此书者之设言也。为此书者，吾则不知其胸中有何等冤苦而为如此设言。然以贤如孟子，犹未免于大醇小疵之讥，其何责于稗官。后之君子，亦读其书，哀其心可也。

    古人著书，每每若干年布想，若干年储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