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于别的民族文化来说，实在是不可想象的事。

    怀旧，因袭，缅怀，认同，是我们民族文化的固执特征。但是，既是文化，便没有好坏之分。文化跟文明的定义，是有着本质的区别的。文明代表着进步，而文化，注重的则是独具的特色与影响魅力。倘若认识不到这一点，那么就没有了最起码的说话的理由。

    我以为，文化跟战争一样，都是一种生存认同的错觉。基于此，历史也有可能是一种错觉。

    扯远了，还是回到呼延灼吧。在五虎上将中，除了“霹雳火”秦明的狼牙棒有点突兀之外，其他四人的兵器，都是有源可本的。而呼延灼在投降上山前，他的职务跟秦明一样，都是统制使，有点像如今的武警支队司令。呼延瓒之所以能在《宋史》的列传中出现，除了战功外，还有他的家教。他在身上刺满了“赤心杀贼”的文绣，在四个儿子的耳后，刺上“出门忘家为国，临阵忘死为主。”

    《宋史》中又说：“（呼延瓒）及作破阵刀、降魔杵，铁折上巾，两旁有刃，皆重十数斤。绛帕首，乘骓马，服饰诡异。性复鄙诞不近理，盛冬以水沃孩幼，冀其长能寒而劲健。其子尝病，赞刲股为羹疗之。”

    呼延家的前身，是匈奴人的后裔。他们的这些生活习惯，应该是可以理解的。

    但是，在上千年的文化的同化中，匈奴民族早已融入汉民族中。就像呼延灼，他的最精彩的表现，还是死在与金兀术对阵的战斗上。《说岳》中的他已经苍老了，体弱年迈，但雄风犹在，这使得他的铜鞭，能够和他的先人沟通起来。而不是像杨志去卖刀一样的窝囊。

    《宋史》中关于杨家的描述，也就是列传中杨业与其子延昭两人不多的笔墨。

    我觉得汉民族的伟大之处，就在于它的同化功能。中国人即便是在战争中，也是夹杂着文化因素的，因此胜败对于我们的民族而言，似乎都无关紧要。秦朝之后，中原一带几乎有一半的时间是由来自北方的少数民族统治者的，但是到了最后，这些杂乱无章的民族，都被汉文化消融了。这便是文化的力量。

    我曾想，或许我的身上，也有着北方游牧民族的血统。但是这点似乎也并不重要，最重要的是，我身上流着的是，我们汉文化的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