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有文学性；后者不少碑志文刻画清晰、形象生动，具有传记文学的特色。

    姚燧今存诗１４７首，尤以古诗成就为高；词４７阙，多豪放，也有委婉别致之作；散曲２９首，套曲１首。他的小气为人所熟悉的莫过于[越调]《寄征衣》：“欲寄君衣君不还，不寄君衣君又寒。寄与不寄间，妾身千万难。”

    铁崖小传与墓志铭

    关注施耐庵问题，才关注杨维桢。杨维桢（１２９６－１３７０），元末“文章巨公”、诗坛领袖。他的生卒年代竟与施耐庵相同。

    朱世滋著《金戈书生罗贯中》一书中，有许多章节写施耐庵、罗贯中与杨维桢的交往，当然，这是传奇。

    曹晋杰、朱步楼著《施耐庵新证》是一本学术性著作，该书提到施耐庵《秋江送别》元曲中“玉洗鱼”的典故，是选用不肯入张士诚幕的杨维桢游河阳山内八景之一的秀峰时，诗句中有“玉鱼金碗埋黄土”之句，我遍查《杨维桢诗集》而不得。

    杨维桢在元以御酒赐王，王遂饭维桢酒。酒酣，维桢以指写尘桌一绝：“江南处处烽烟起，海上年年御酒来。如此烽烟如此酒，老夫怀抱几时干？”（《席上作》，见《杨维桢诗集》第４１３页）曹晋杰、朱步楼《罗贯中传奇》一书中写道：当时杨维桢身旁坐的是罗贯中，也以手指蘸酒，在桌上依韵和了一首诗，以示反对降元：“吴宫处处笙歌起，边邑时时羽檄来。但闻笙歌休管檄，昌隆国运几时开？”不管真假如何，该诗已入《水浒传》，这就说明施耐庵或罗贯中至少有一人在撰著、编纂《水浒传》时与杨维桢接触过，至少是熟悉其为人或为文，不然何以引杨维桢诗入长篇小说中呢？

    杨维桢，字廉夫，号铁崖、东维子，又号铁笛道人，抱遗老人，元绍兴路诸暨州（今浙江省诸暨市）人。生于元成宗负元二年（１２９６年），于泰定四年（１３２７年）登进士第。授天台县尹，钱清场盐司令，杭州四务提举，建德路总管推官。曾被命为奉训大夫江西等处儒学提举，元末农民起义爆发，杨维桢避寓富春江一带，张士诚屡召不赴，后隐居江湖，在松江筑园圃蓬台。门上写着榜文：“客至不下楼，恕老懒；见客不答礼，恕老病；客问事不对，恕老默；发言无所避，恕老迂；饮酒不辍车，恕老狂。”于是江南一带，才俊之士造门拜访者络绎不绝，每日客满。他又周游山水，头戴华阳巾，身披羽衣，坐于船上吹笛，或呼侍儿唱歌，酒酣以后，婆娑起舞，以为神仙中人。他有铁笛一支，铁笛来自洞庭湖畔，当地一位铁匠在湖中掘得一把古剑，无所用，才铸为铁笛。笛长二尺九寸，凿有九孔，进于杨维桢。维桢吹之，皆合吕律，于是大喜，作《迥波引》曲，与江人、渔父和唱为乐，自号“铁笛道人”。明洪武二年，召至京师，议订各种仪礼法典。事成后，即请归，朱元璋命百官于京都西门外设宴欢送，归后不久逝世。时为明洪武三年（１３７０）夏五日癸丑。

    作者： 222.140.3.*　2005-2-15 16:48 　 回复此发言3 元代文化与《水浒传》杨维桢一生以５０岁为界，分前后两期。前期出仕，汲汲于拯时济世，卓有政绩。

    或执意惩治凭陵气势之黠吏，不惜弃县尹之职。后期闲处，深感“补天无术”，或优游光景，但依然国事在心，注重操守。张士诚据姑苏，召他前往，他不肯接受官职，就上《五论》：《驭将论》、《人心论》、《总制论》、《求才论》、《守城论》，其唏嘘切直，可追贾谊；朱元璋逼他出仕，他亦“往而不留”，以“岂有老妇将就木而理嫁者耶”

    相推辞，并作《老客妇谣》以明志。

    杨维桢的铁崖体诗文，清秀隽逸，别具一格，当时闻名于海外的学者宋濂、倪瓒等都与他结成诗文知友。其诗文特点是比兴迭出，奇想联翩，既渲染气氛，又注重情调；既有绚丽的色泽，又有奇谲的意境。其壮思泉涌、妙绪纷披之作，洋溢着浪漫主义气息；其绘神写形，借扬寓意之中，表现出现实主义特色。

    杨维桢的著作有《东维子文集》、《铁崖先生古乐府》等，他死后，宋濂为其撰写墓志铭。

    有人认为，明淮安人王道生写的《施耐庵墓志》不合体例是伪作，我读了宋濂撰写的杨维桢的墓志铭后，不以为然。

    通观二位撰写的墓志铭有相通之处。例举如下:宋濂：《元故奉训大夫江西等处儒学提举杨君墓志铭》：“君姓杨氏，讳维桢，廉夫其字也。...时大明洪武庚戌夏五月癸丑也。年七十五。及门之士上书于郡守林君公庆，以封茔以属，林君欣然从之。...呜呼，岂其然哉!...呜呼，君真是矣。然君不可谓不幸也，使君志遂情安，稍起就勋绩，未必专攻于文，纵攻矣，未必磨砺之能精，藉日既精矣，亦未必岁积月累，发越如期之夥也。...”--录自四部丛刊本《宋学士文集》王道生：《施耐庵墓志》：“公讳子安，字耐庵。...盖公殁于明洪武庚戌岁，享年七十有五。...每成一稿，必与门人校对，以正亥鱼，其得力罗贯中者为尤多。呜呼！

    英雄生乱世，则虽有清河之识，亦不得不赍志以终，此其所以为千古幽人逸士聚一堂而痛哭流涕者也。...因作墓志,以附施氏之谱末焉。”

    作者： 222.140.3.*　2005-2-15 16:48 　 回复此发言4 回复：元代文化与《水浒传》宋，元两代文化对水浒成书有很大的影响作者： 219.154.211.*　2005-2-17 07:44 　 回复此发言5 回复：元代文化与《水浒传》，但依然国事在心，注重操守。张士诚据姑苏，召他前往，他不肯接受官职，就上《五论》：《驭将论》、《人心论》、《总制论》、《求才论》、《守城论》，其唏嘘切直，可追贾谊；朱元璋逼他出仕，他亦“往而不留”，以“岂有老妇将就木而理嫁者耶” 相推辞，并作《老客妇谣》以明志。

    杨维桢的铁崖体诗文，清秀隽逸，别具一格，当时闻名于海外的学者宋濂、倪瓒等都与他结成诗文知友。其诗文特点是比兴迭出，奇想联翩，既渲染气氛，又注重情调；既有绚丽的色泽，又有奇谲的意境。其壮思泉涌、妙绪纷披之作，洋溢着浪漫主义气息；其绘神写形，借扬寓意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