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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浒》与农民革命(1/2)

    叶桂生;诸葛计 (1975.11.21)

    (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叶桂生 诸葛计)

    《水浒》的故事取材于北宋末年的农民起义。过去,一些评论文章把它吹捧为“千古不朽的农民革命史诗”、“农民革命的经典”、“农民革命的教科书”等等。在当前开展的《水浒》评论中,我们应当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对《水浒》与农民革命的问题作出新的分析和认识。

    一

    《水浒》是农民革命的“史诗”吗?不是,它是对农民革命的反动。它着力塑造和歌颂的是一个混入农民革命队伍的投降派——宋江的形象,宣扬的是一条投降主义路线。它从政治、经济、思想各个方面,对农民革命进行了猖狂的反扑。

    “被压迫阶级反对统治阶级的斗争必然要变成政治的斗争,变成首先是反对这一阶级的政治统治的斗争”。在封建社会里,皇帝是地主阶级的总头子,是地主阶级的最高政治代表。农民起义反对封建地主阶级的政治统治,集中地表现为反对皇帝的斗争。“王侯将相宁有种乎”!陈胜的这一声呐喊,揭开了中国封建社会农民阶级反皇帝的第一幕。此后,农民起义代代相承,此伏彼起。象北宋末年浙江睦州人方腊领导农民起义,就自号“圣公”,建元“永乐”,并豪迈地提出了“十年之间终当混一”的远大抱负,表现了推翻以宋徽宗为头子的封建王朝的坚定决心。历代的封建王朝正是在农民革命的沉重打击下,一个个相继崩溃覆亡的。

    《水浒》宣扬的投降主义路线,与农民阶级的革命路线背道而驰,其核心就是“只反贪官,不反皇帝”。宋江的所谓“替天行道”,就是要为皇帝尽忠效力。**指出:“世界上一切革命斗争都是为着夺取政权,巩固政权。而反革命的拚死同革命势力斗争,也完全是为着维持他们的政权。”在围绕着政权这个根本问题的两个阶级的拚死搏斗中,《水浒》恰恰是顽固地站在封建王权的一边。

    封建制度是广大贫苦农民受剥削受压迫的根源。因此,反对地主阶级的剥削制度,就成为封建社会农民起义的斗争目标。唐末农民起义就提出过“均平”的理想。北宋初年的王小波、李顺和南宋初年的钟相、杨么等就更明确地以“均贫富”作为革命军的宗旨。他们的斗争不断地给予封建制度以有力的打击。

    《水浒》却与农民革命背道而驰。它宣扬的那条只反贪官,不反皇帝,专等朝廷招安的投降主义路线,是要维护封建剥削制度,而不是反对封建制度。

    政治和经济战线上两个阶级的搏斗也必然反映到思想战线上来。农民是中国封建社会中反孔斗争的主力军。宋儒大倡理学,叫嚷“存天理,灭人欲”,妄图禁锢劳动人民的思想,遏制任何反抗和革命的发生。然而,不堪忍受奴役和剥削的农民冲决了理学的牢笼,起来造反了。他们反对封建王朝和封建制度的革命行动,以及“等贵贱”、“均贫富”、“杀尽不平”等一系列革命口号,无疑都是对反动理学最强有力的批判。

    《水浒》在这场思想战线的斗争中,同样是完全站在农民革命的对立面。宋江诬蔑晁盖领导的农民革命行动是“上逆天理”、“不忠不孝”。上梁山后,他竭力宣扬孔孟之道,用封建地主阶级的忠义观念腐蚀梁山起义军,引导他们去为地主阶级“尽忠报国”。晁盖等人踢开宋儒理学的思想羁绊,开创了梁山泊的革命事业;宋江却又运用宋儒理学作武器扼杀了这支农民起义队伍。宋江的投降主义路线就是对农民革命反理学斗争的反攻倒算。

    二

    《水浒》是农民革命的“教科书”吗?不是!恰恰相反,它是一部地主阶级对付农民革命的反动教科书。

    整个《水浒》的情节,主要是围绕宋江的活动展开的。它非常详尽地叙述了宋江这个地主阶级分子混入农民革命队伍之后,如何一步步地篡夺了领导权,把“兀自要和大宋皇帝做个对头”的革命造反路线,“修正”成只反贪官,不反皇帝,乞求招安的投降路线,从而彻底叛卖了这支革命队伍,把农民起义引进了失败的死胡同。

    《水浒》为封建地主阶级树立了一个采用从内部来瓦解农民革命运动的标本,是一部为反动统治阶级提供从起义队伍中导找代理人、行其“笼络驾驭之术”的教科书。不过,它并不是以什么“策对”、“奏疏”、“呈札”等形式出现的,而是“特不明言其所以然,仅从诡谲当中,尽力描写,以待斯人自悟”罢了。

    “心有灵犀一点通”。《水浒》作者的苦心用意,当然是能为地主阶级的某些代表人物所领悟的。所以,它一出笼便受到了他们的欢迎。明人杨定见在《水浒全传小引》中,不是说有的人一见到它便高兴得发狂,“欣然如获至宝”,极力要扩大它的影响吗?明人胡应麟还说:“嘉、降间,一巨公案头无他书,仅左置《南华经》,右置《水浒传》各一部”,真是被当作时时加以诵读的经典了。另据清人周亮工说,《续文献通考》的作者还正式把《水浒传》列之经籍志中。清代,针对明崇祯十五年曾一度下令禁毁《水浒》,有的人就出来为之辩护,大声疾呼:《水浒》“为王者师,万版之可也。”

    正是在地主阶级这样一片狂热的喝采声中,各种版本的《水浒》便纷纷出笼了。仅就明代而言,除了民间的书坊大量刻印之外,我们所知道的还有世袭贵族武定侯郭勋的翻刻。甚至连明朝都察院也把它作为官书刊行于世。郭勋是明初武定侯郭英的后代,是个有名的官僚恶霸地主。都察院是明朝中央监察机关。他们都来竞相传刻《水浒》,足以看出当时地主阶级对此书之热衷了。

    至于《水浒》所塑造的“身居水浒之中,心在朝廷之上,一意招安,专图报国”的宋江形象,更是受到了地主阶级的推崇,为“当世尚之”。除了一些大官僚们都“喜听人说宋江”外,据明朝人郎瑛在《七修类稿》中说,当时的扬子、济宁等地,即现在的长江下游和黄河下游地区,不少地方都立有宋江的庙,受到地主阶级的顶礼膜拜。

    当然,历史的现象是纷纭复杂的。《水浒》确也曾为地主阶级中另一些人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