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书的有机部分，为它宣扬投降主义的主题思想服务了。
鲁迅特别注意的不是大部《水浒》的“取”的部分，而是“舍”的部分。因为它是不符合《水浒》作者意图，而又带有民间传说特色的东西。这当然难于搜集，因为没有流传下来。鲁迅说：“元人杂剧亦屡取水浒故事为资材，宋江燕青李逵尤数见，性格每与在今本《水浒传》中者差违”。可见他是想在民间传说中找与投降派不同的宋江故事的。他终于从明写本的元陈泰《所安遗集》、《江南曲序》中找到了一条材料，是陈泰记他于元至治癸亥（一三二三年）秋过梁山泊时听篙师说的：“此安山也，昔安江事处，绝湖为池，阔九十里，皆蕖荷菱芡，相传以为宋妻所植。宋之为人，勇悍狂侠，其党如宋者三十六人”。这条材料虽然简略，但时间是《水浒》成书之前、水浒故事在民间广泛流传的元代中叶，地点在梁山泊附近，来源是劳动人民，所以鲁迅十分重视，既摘引于《中国小说史略》中，又全录于《马上支日记》杂文中。并且加按语说：“案宋江有妻在梁山泺中，且植芰荷，仅见于此。而谓江勇悍狂侠，亦与今所传性格绝殊，知《水浒》故事，宋元来异说多矣。”这里鲁迅就证明了不能把大部《水浒》所写的奴才典型归因于民间传说的来源，而是作者加工绞杀的结果。鲁迅的这种分析和研究给我们以很大的启示：材料是服从于观点的。因而，不能仅仅根据水浒故事的民间来源和某些情节的反抗性质，就把“月光”的“碎影”看成太阳，从而把《水浒》吹捧成为“农民革命的史诗”。我们应当象鲁迅那样，从作品总的倾向来考察它歌颂了什么样的人物和思想，以及它对当时社会主要矛盾的态度，然后分析它的素材来源和作者粉饰改造的意图。这不简单是一个方法问题，而是重大的原则问题。我们必须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从阶级斗争的观点出发，“而去决定什么东西是应当称赞或歌颂的，什么东西是不应当称赞或歌颂的，什么东西是应当反对的。”
三、关于“水浒气”
鲁迅曾说：“中国确也还盛行着《三国志演义》和《水浒传》，但这是为了社会还有三国气和水浒气的缘故。”他是针对“第三种人”所谓“伟大的文学是永久的”而说的。鲁迅认为作品所反映的内容如果与读者的生**验相距过远，读者就不感兴趣或不理解了。《三国演义》与《水浒》所写的时代虽然已经很远，但这两部书在旧中国仍然盛行。这并非因为它们伟大，而是社会上还存在“三国气”和“水浒气”的缘故。这里他把“三国气”和“水浒气”并提，而且显然是批判性的。因此正确理解鲁迅所说的“水浒气”的具体含义，对于肃清《水浒》一书在社会上的流毒，是很必要的。
《三国演义》和《水浒》虽然所描写的时代不同，主要人物的社会地位不同，但就主题思想和作者所歌颂的人物和行动来看，二者确实有共同的思想倾向。所谓“三国气”和“水浒气”实质上是一个东西，都是宣扬孔孟之道关于忠义的说教。最早的《忠义水浒传》，是和《三国演义》合刻的《英雄谱》本，可见地主阶级文人是看到了二者鼓吹忠义的共同点的。在宣扬尊儒反法思想的《三国演义》里，不仅在许多故事情节中直接鼓吹所谓忠义，而且作者歌颂的人物关羽就是一个忠义的标本。关羽是宋代以来封建统治者竭力赞扬的人物，不仅对他迭有封谥，而且关帝庙遍于天下，和孔庙处于文武并列的地位。他们赞美关羽的是什么呢？用“圣叹外书”的话说，就是“独行千里，报主之志坚；义释华容，酬恩之义重。”也就是说他是“忠义”完人。《水浒》也是这样，宋江恪守“九天玄女”要他“全忠仗义”的“法旨”，他改聚义厅为忠义堂，《水浒》的书名也变成了《忠义水浒传》。这就充分说明“三国气”和“水浒气”是相通的。由于封建统治者的提倡，也由于《水浒》这类文艺作品的传播，忠义已成为一种麻醉人民的毒剂，在社会上流毒很广。鲁迅指出：“社会诸色人等爱看《双官诰》，也爱看《四杰村》，望偏安巴蜀的刘玄德成功，也愿意打家劫舍的宋公明得法；至少，是受了官的恩惠时候则艳羡官僚，受了官的剥削时候便同情匪类。但这也是人情之常；倘使连这一点反抗心都没有，岂不就成为万劫不复的奴才了？”表面看来，《三国演义》和《双官诰》是正面宣扬忠义的，而《水浒》和《四杰村》则写的是啸聚山林的人物，似乎和忠义不相干，但作者并不是赞扬他们起义造反的，而是用另一种方式来宣扬忠义，因此同样起着把人民的“反抗心”引导到邪路上去的作用。这种为了爬上去而钻进起义队伍内部搞投降活动的人，在历史上并不少见。鲁迅不但曾指出宋代民谣“若要官，杀人放火受招安”是“当时的百姓提取了朝政的精华的结语。”而且记述了他在日本留学时有些同学问他在中国“最有大利的买卖”是什么，他回答道：“造反”。这句话曾引起了“大骇怪”。其实，宋江的“借得山东烟水寨，来买凤城春色”，做的正是这种“最有大利的买卖”。连地主阶级的反动文人金圣叹也看到了这一点，他在宋江为了“他日身荣，再来经过”而题所谓“反诗”的地方批道：“公欲以何科目出身？”他看出了宋江式“买卖”的“行情”。不过，他梦想把所有起义军斩尽杀绝，而不懂《水浒》作者的用意。他把《水浒》砍成了“断尾巴蜻蜓”，所以鲁迅说他“昏庸得可以。”
《水浒》中的投降派典型宋江，作者写他“为人一世，只主张忠义二字”，可见忠义就是他搞投降主义的思想基础。“忠”，从来就是指臣仆对皇帝或主人必须绝对顺从的奴才道德，它的反动性很明显。“义”，就比较迷惑人，这必须作具体分析。晁盖提出的“竭力同心，共聚大义”和劫取“不义之财”，是站在农民立场上来看待人们行为的是非善恶的。晁盖“聚义”，是以造反为目标；宋江把“忠义”连称，则是以忠为核心，使义从属于忠的。《水浒》宣扬忠义就是宣扬要忠于皇帝、忠于封建统治秩序的奴才哲学，就是歌颂投降主义。鲁迅认为这种思想“是要中国人永远做侍奉主子的材料”，是“割头不觉死”的“软刀子”。《水浒》故事产生于农民起义不断发生的时代，封建统治者特别需要宋江这样的奴才。到清初统治秩序相对稳定的时期，宋江一类人物就变成黄天霸、展昭式的某一大官的捕快和保镖了。所以鲁迅论《施公案》《三侠五义》等书时，指出源流“出于《水浒》”。
我们今天评论《水浒》，是为了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而进行的一次政治思想战线上的斗争，是把社会主义革命向前推进的重要步骤。我们必须很好地利用《水浒》这个反面教材，把反对投降主义、修正主义的斗争进行到底。＊
字库未存字注释：
＠①原字火加敦
＠②原字面加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