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效 (1975.10.12)
《水浒》这部书，专讲对反动派造反无理，投降有理。它打出的旗号叫做“替天行道”，或名之曰“忠义”。“《水浒》而忠义也。忠义而《水浒》也”。“忠义”和“天道”，正是孔孟之道、特别是程朱理学的基本观念。反动腐朽的程朱理学是《水浒》宣扬投降主义的理论根据。
“地主阶级对于农民的残酷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迫使农民多次地举行起义，以反抗地主阶级的统治。”到宋代，我国封建社会开始走向衰落，阶级斗争有了进一步发展。革命农民明确提出了“等贵贱，均贫富”的战斗口号，向地主阶级所有制和封建的纲常名教，发起了猛烈的攻击。农民起义的伟大斗争，沉重地打击了宋王朝的封建统治。面对这种局面，地主阶级在对农民起义进行武装镇压的同时，加紧了思想上的反革命进攻。反动思想家程颢、程颐和朱熹等人，适应这种需要，继承儒家的反动路线，对孔孟之道作了一番加工，建立起了程朱理学。它在反动统治者的支持下，广为流行，无孔不入，文艺也成了宣扬这种反动思想的重要工具。分析《水浒》全书的主要倾向，可以看出它渗透着程朱理学的反动说教。
用“替天行道”宣扬程朱理学的“天理”
《水浒》作者用程朱理学论证投降有理，在宋江这个投降派的纲领“替天行道”上，得到了集中的表现。小说在宋江即将篡夺梁山领导权的重要时刻，安排他到“还道村”接受天命，领取九天玄女“法旨”：“汝可替天行道：为主全忠仗义，为臣辅国安民，去邪归正”。到一百零八人大聚义的关键时刻，小说又一次让“替天行道”四个字从天而降，成了梁山的旗帜，使宋江的投降路线“名正言顺”地占居了统治地位。这个“替天行道”的含义，小说借玄女之口，说得很清楚，就是要宋江按照“天”的意志推行封建纲常之道；做梁山首领要对皇帝尽忠，做大宋臣民要为封建国家卖命，使农民从革命造反的“邪路”回到安分守己的“正道”。这一套说教正是程朱理学的内容，也是《水浒》用理学的反动思想宣扬投降，搞修正主义的一个绝好的概括。
儒家思想在本质上同宗教一样，都是用神权，用唯心论来为反动阶级的统治服务，给它加上一道道灵光，借以恐吓和愚弄人民。孔丘就大搞“天命论”，鼓吹“畏天命”，以达其让人民“畏大人，畏圣人之言”，服从反动统治的目的。程朱理学继承着这一衣钵，对“天命论”作了加工，提出了所谓“天理”作为其哲学的最高范畴，宣扬“天理”是产生天地万物的根据和本原。朱熹说：“未有天地之先，毕竟也只是理。有此理便有此天地。若无此理，便亦无天地，无人，无物”。“且如万一山河大地都陷了，毕竟理却是在这里。”精神性的“理”是造物主，是最高的、永恒的、绝对的存在，而物质世界倒成了派生的东西。这正是彻头彻尾的唯心论的捏造。朱熹说：“所谓主宰者即是理也”，“天命即是天理。”可见，理学所谓“天理”，正是上帝的别名，同儒家历来宣扬的“天命”在实质上没有什么区别，同样是反动阶级用来吓人骗人的精神武器。但是，程朱强调“天命”就是“天理”，而“天理”就是三纲五常，这样就不仅能用“天”来吓人，而且突出了“理”即封建纲常管束人们思想行动的作用，比起**裸地讲上帝和“天命”就更加毒辣了。朱熹说：“宇宙之间，一理而已。……其张之为三纲，其纪之为五常”，这就道破了理学用唯心论和形而上学思想强化封建纲常的反动作用。
“替天行道”的纲领，渗透着程朱理学的反动“天理”论。这个“道”字，正是理学所谓的“天理”或“天道”。小说第十回卷头诗曰：“天理昭昭不可诬”，说明了作者对“天理”的态度。他认为“天理”至高无上，彰明昭著，是万万违背不得的。违背了就一定要遭到天罚，那时“罪下酆都，吾亦不能救汝”。作者在全书中按照程朱理学的观点，把三纲五常作为“天理”和一切言行的绝对标准。第五十三回就宣扬“替天行道”是“誓不损害忠臣烈士、孝子贤孙，义夫节妇”。可见《水浒》要行的“道”，就是“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这“王道之三纲”。
《水浒》里着力颂扬的宋江，“幼读经书明礼义”，“行道合天呼保义”，正是一个按照程朱理学塑造的封建纲常名教的忠实信徒。朱熹为了把三纲五常说成是“天理”，甚至说什么虎狼也有父子之仁，蜂蚁也有君臣之义，鬼话连篇。在他们看来，草木禽兽也有“天理”，何况于人？所以“纲常万年，磨灭不得。”《水浒》作者塑造的宋江同朱熹一样，为了宣扬封建纲常，连天上的群雁也不放过，说它们“仁义礼智信五常俱备”，“正如我等兄弟一般”。宋江把三纲五常、忠孝节义奉为“天理”，因此，他攻击农民革命造反就是“上逆天理”，还不如死了好；因此，他一旦上山就要“替天行道”，推行投降路线。
追本溯源，宋江搞投降，受招安，修正农民起义路线，其理论根据盖出于程朱理学的“天理”论。人们早已指出理学“以理杀人”，《水浒》也是以“理”扼杀农民革命的。
用“忠义双全”维护封建的纲常名教
《水浒》在按照理学把封建纲常说成是“天理”的时候，突出强调了“忠义”二字，把它作为“替天行道”的基本内容。在第七十一回作者有意安排的那块石碣上，一边写着“替天行道”，另一边便是“忠义双全”。小说把“忠义”当作贯穿全书的中心思想，把三纲之首的忠抬到“天道”这个吓人的高度加以鼓吹，反映了处于风雨飘摇之中的反动封建统治阶级对程朱理学的需要。
小说极力把宋江刻画成“忠义双全”的典型，恰好暴露了作者是在塑造一个程朱理学的信徒、农民革命的叛徒。这个宋江坐上梁山泊第一把交椅，立刻把“聚义厅”改为“忠义堂”。这一改，就变了路线，搞了修正主义。
在封建社会里，农民为了反抗地主阶级和封建朝廷的压迫和剥削，往往以“聚义”的形式，组织起来，团结一心，和反动派进行斗争。东溪村晁盖七人小聚义，是为了劫取生辰纲不义之财；梁山农民大聚义，本来也是为了反抗地主阶级的统治。这种“聚义”，是以反封建的造反思想为基础的，同维护封建统治的“忠义”思想根本对立。但是《水浒》的作者却有意把这两者混淆在一起，抹煞它们的阶级内容和对立。晁盖一死，宋江就公开亮出“忠义”旗号，用地主阶级的程朱理学代替了农民的革命思想，要人们跟着他一起去“忠君”投降，作封建朝廷的奴才。谁要是不愿意，他就立即挥舞起“忠义”大棒，斥之为“割绝大义”。菊花会上要砍李逵的头，陈桥驿边逼小校自缢而死，都是以“怕坏了忠义二字”作为法宝。这个封建统治者镇压农民革命的思想武器，被宋江用于梁山之中，就成了投降派打击和破坏农民起义的凶恶的**工具。
搞修正主义的总有些骗人的手法。为了美化“忠”字，用地主阶级的“忠义”观念篡改农民阶级的“聚义”思想，《水浒》用所谓“忠”与“奸”的对立，精心安排了一场场矛盾斗争。它从描写高俅怎样爬上去无恶不作，迫害一些统治阶级中的人物开始，让读者一上手就对所谓“忠良”寄予深切的同情，而把仇恨只集中于那些“论仁、义、礼、智、信、行、忠、良，却是不会”的“奸臣”身上。对于地主阶级内部的矛盾斗争，农民起义军是可以利用它来分化瓦解敌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