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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江和高俅是一丘之貉(1/2)

    洪广思 (1975.09.22)

    **指出:“宋江同高俅的斗争,是地主阶级内部这一派反对那一派的斗争”。这一指示,深刻地揭露了《水浒》中宋江这个投降派的阶级本质。批判宋江的投降主义,必须遵循**的指示,认清宋江与高俅之间矛盾的实质,揭露宋江的地主阶级的本来面目。

    宋江和高俅是地主阶级内部两个不同派别的代表。高俅一派,包括蔡京、童贯、杨@①等,是朝廷里的新老权贵,是地主阶级政权中的实权派。宋江、柴进等人,代表地主阶级中不掌实权的一派人的利益。马克思曾经指出:由于政府“拥有令人倾心的官职、金钱和权势,它变成了统治阶级中各个争权夺利的党派和冒险家彼此争夺的对象。”高俅一派“专权”,宋江一派争权,彼此之间或明攻,或暗算,为保持和争夺政治权力而展开了一场旷日持久的搏斗。

    高俅由一个“浮浪破落户子弟”,一下子变为殿帅府太尉,是个平步青云的封建地主阶级新权贵、暴发户。他上台后立即和蔡京、童贯、杨@①等老权贵们勾结起来,千方百计安插亲信,排斥异己,拚命地保持和扩大他们的权力。蔡京做了太师,儿子蔡焕章是富庶之地江州的知府,女婿梁中书任北京大名府留守司留守,“上马管军,下马管民”。高俅新发迹,“不曾有亲儿,无人帮助”,就把他叔叔的儿子认做干儿子,把他的叔伯兄弟高廉提拔为高唐州知府。真是“一人得道,鸡犬升天”。他们通过这样一条“非亲不用”的路线,掌握了上至朝廷,下及州县各级官府的大权,不仅残酷地搜刮百姓,压迫人民,而且对地主阶级中不利于他们实行“专权”的一些人物和派别,也百般地排斥压制,“但有人小小触犯”,“要杀便杀,要剐便剐”。

    宋江一派在被压迫人民面前是老爷,是财主,和高俅等人同样残酷无情,但是由于不掌握实权,他们在和地主阶级实权派的斗争中处于不利地位。他们累受高俅一派的打击排挤,对于权力就更为倾心,就更加激烈地同高俅一派进行争夺。他们或则习经,或则练武,企图通过自己的“本事”爬上去。宋江就自称“自幼曾攻经史,长成亦有权谋”,想凭这些得到朝廷重用。然而,他们越有“本事”,越有“权谋”,也就越受到排斥、压制。所以,在同高俅一派争夺权力的斗争中,他们一次次地败下阵来。为了在封建政权中争得一席之地,他们“恨不得杀了”高俅等“贼臣”。

    政治和经济是互相联系的。地主阶级内部各派间争夺政治权力,是为了便于在经济上肆意地聚敛财富,而财富的积聚又可以使他们谋得更大的权力,榨取更多的民脂民膏。宋江和高俅两派在争夺政治权力的同时,还在财产占有上进行了激烈的争斗。从殷天锡霸占柴进之叔柴皇城房宅园亭一事,就可以看出他们在经济上是如何地互相倾轧、互相咬噬。殷天锡是高俅的叔伯兄弟高廉的妻舅。高廉“倚仗他哥哥势力”做到高唐州的知府并兼管兵马。殷天锡“又倚仗他姐夫”的“权势”,在高唐州“横行害人”。他看中了柴皇城的花园水亭,就带领一帮爪牙去夺占。柴皇城作为后周柴世宗的后代,“家间祖上有陈桥让位之功,先朝曾敕赐丹书铁券”。但是,由于不掌握实权,柴皇城不仅被殷天锡“殴死”,家私还被“抄扎”,房屋园亭也被霸占。在这场争夺中,柴进一再抬出“丹书铁券”,甚至还扬言要到京师拦驾告御状,然而,其结果自己反倒被关进了死牢。从这幕丑剧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宋江和高俅两派在财产占有上的尖锐矛盾。

    显然,宋江一派和高俅一派的斗争,归根结底就是小狗大狗饿狗饱狗之间的一场争斗。

    既然如此,宋江为什么又上梁山,参加农民起义军呢?地主阶级利益的代表,跑到和地主阶级根本对立的农民革命阵营里面来了,岂不矛盾?对于这一现象,我们应该也只能从当时社会的阶级斗争环境中去寻找答案。

    “封建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农民阶级和地主阶级的矛盾”。其它一切社会矛盾,包括地主阶级内部的矛盾都要受这个主要矛盾的影响和制约。农民阶级和地主阶级这一主要矛盾的激化,必然促进地主阶级内部矛盾的加剧。而在农民革命的滚滚浪涛冲击下,地主阶级内部斗争中的一些失利者,往往会混进革命队伍。这种现象在历史上并不罕见。《水浒》中的宋江一派,就是在农民阶级和地主阶级的斗争和地主阶级内部斗争都十分尖锐,两者互相影响、互相作用的情况下上梁山的。他们上梁山,既是出于打击地主阶级中的对手,以谋取自身的特殊利益;又是出于搞垮农民起义,维护整个封建国家这一地主阶级的根本利益。混入革命队伍,出卖革命,镇压革命,这就是一部《水浒》中宋江一派所表演的反革命三部曲。

    宋江一派是地主阶级的一部分,无疑是农民革命的对象。农民起义对于他们“挥金似土”的寄生生活,以及剥削压迫劳动人民的政治地位,造成了严重威胁。这就决定了宋江一派敌视农民起义的根本立场。但是,由于阶级斗争和地主阶级内部矛盾日趋尖锐,呈现出一种错综复杂的状态,所以宋江一派对待农民起义的反动立场尽管是一贯的,而具体的态度和手段却十分阴险狡猾。

    宋江一方面公开反对和咒骂梁山农民起义,恶毒污蔑晁盖等开创梁山革命事业是“上逆天理”,犯了“迷天大罪”,“于法度上却饶不得”,反革命旗帜十分鲜明。另一方面,却又广为“结识江湖上好汉”,“仗义疏财”,施小恩小惠,搞拉拉扯扯,骗取一些“江湖豪杰”的拥戴。这是因为,在地主阶级内部弱肉强食的斗争中,宋江一派很清楚自己所处的不利地位,所以他们一开始就把利用人民革命力量以为佐援作为一项斗争策略,在公开敌视、诅咒农民起义的同时,又与部分农民起义军暗中联系。他们这样做,既是要减轻农民起义对他们的威胁,又是要把农民革命斗争纳入地主阶级内部斗争的轨道,增强自己同高俅一派斗争的力量;既为自己在地主阶级内部斗争失利时留下一条退路,又为东山再起打下一个基础。

    在地主阶级内部的斗争中,宋江一派尽管用尽“权谋”,机关算尽,仍然是连连败阵;而高俅一派则穷追猛打,步步紧逼。宋江“杀惜”以后,流配江州,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