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以为知识分子下海，以高智能高计谋经商，就可以称为“儒商”了。前一阵有一部电视剧叫《儒商》，叙述的就是这样一个故事。还有新闻界以此许人的报道。其实“儒商”是指以商为业，怀“儒”（经世济民）之心的有识之士。比如清末状元张骞，他愤于国事日非，痛于外侮日甚，而惩于当时士大夫侈谈无根，束手无策，遂提倡“实业救国”“工业救国”，并身体力行，开始募资在家乡南通建立新式纺织企业，从而掀开近现代民族资本新篇章的。他自奉甚俭，从不以聚敛私财为目的，这种风习曾影响过一代民族资本家。往早了说，则孔夫子的入室弟子子贡就是富商，他发了财又来执礼问道，说不定当年夫子周游列国就是他赞助的。

    又有论者以汉代有”士农工商”的”四民说”为等级划分观念，论证中国儒家一向轻视商业，恐怕也有误解。至少明代新理学的代表人物已经明确提出了“新四民说”，讲过“异业同道”的道理。实际上中国的谋略文化从来不是单纯提倡用计用谋，更不是用高智商，高技能，高“谋略”去坑蒙拐骗赚黑心钱。这是后话，按下不表。

    也许有人不信，日本自“明治维新”走向近代资本主义，最初的思想武器是朱熹的“尊王”学和王阳明的学说。鼓吹富国之说的代表人物涩泽荣一，则大力主张以“《论语》加算盘”作为兴建企业的起点。据说日本人认为松下幸之助无愧“儒商”，他创办的高层经理人员研修学院里指定的两部教材，就是《论语》和《三国志》。

    记得前几年“谋略热”初起时，书摊竞相卖过一本“奇书”《厚黑学》，大概说《三国》人物里刘备脸厚，曹操心黑，故能成大事。如果对刘、曹兼收并蓄，做到既厚且黑，则“事业”当更上层楼矣。一些人读后深以为然，似乎还有好事者作续。其实这部书是李宗吾在抗战期间痛恨于政府**，和官员无耻而作的激愤之语，正话反说，骂起来尤其酣畅淋漓。也因之很快就被国民政府列为“**”，留下“奇书”之名。他本人虽然自称“厚黑教主”，赏识“以骂成名”（这一点却颇类“击鼓骂曹”的祢衡），实则仁厚君子。参看南怀瑾一篇回忆文章《李宗吾与〈厚黑学〉》。

    当然，秋风萧瑟，换了人间，今天退下来的老同志希望发挥余热，多为社会作贡献，是谁都可以理解的。他们身当的时代变迁大，起伏多，既经历练，已不必从《三国》里面讨教智慧谋略了，我相信。

    （原载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98年《陈酿三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