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我们有理由疑心，曹雪芹这次像是曾到南京"老家"一带去过（注：参看周汝昌《曹雪芹和江苏》（《雨花》1962年第8期）。又顷蒙阿英同志见告：吴兰征《绛蘅秋》传奇（嘉庆十一年丙寅抚秋楼刊）序中言及曹雪芹曾到南京，可供参考。），带回来丰富的见闻，也增添了更深刻的感慨。 同时再考察脂砚斋在庚辰秋月，正是"四阅"《石头记》的一次大评订已毕的时候，前此一段时间，也正像乘雪芹不在，故而得间为之批阅整理；批语里有些话，也流露了雪芹出外未归的语气。这事情似乎是有迹象可寻的。 至于雪芹远出的详细情由，看来敦敏是无意记载，讳莫如深。--他弟弟敦诚后来在敦敏诗集稿本上甚至连这首诗都不愿选存，竟用墨钩将诗钩去。其中的事故，也可能很有关系。可惜我们此刻都无从进一步了解了。乾隆皇帝第二次南巡是在乾隆二十二年，第三次是在乾隆二十七年；雪芹的南游，在二十四、五两年，似和南巡没有直接关涉。我此刻设想，他南游的原因可能有二：一是他家曾在南京六十年之久，曾有远族或亲戚随住落户，曹頫本支抄家北归之外，尚有遗在南方的；或者雪芹此行，是因先世的家务私事（如抄家时还有外人欠他家的三万二千两的债权，由此可推，其他较细碎的事项、历久犹存的关系，或许不免），得老亲旧友的牵绪，而前往料理，也未可知？一是曾随别人，在江南作过事情。 近年镇江地方，出现了曹雪芹曾经南行，在瓜洲镇江之间因天气阻渡停留，绘画赠人的传说，似非巧合（注：此事镇江江慰庐先生有详细报告文章。略参《红楼梦新证》793-794页。）。 如果所推近实，则这次南游，阅历山川，凭吊旧迹，听话往事，无往而不是对他深有感触的宝贵史料，同时也丰富了他的生活和思想。这些，对他写作后半部《石头记》是会起着巨大作用的。 曹雪芹归来以后，和敦敏、敦诚的过从更加频繁了。乾隆二十六年（1761）夏末秋初之际，敦氏弟兄二人曾到山村来访他，他曾留饮，各有题诗为纪（注：参看《红楼梦新证》1日版431、432页，新版735、736页。（吴恩裕《有关曹雪芹八种》以为我把这次兄弟同访之事是定在"冬"日的，因而说那是错的。实则我并未有此说，我所谓"冬"是指敦敏当年另一次的"访曹雪芹不值"而言。原文叙次标点甚清，可复按。））。同年冬天，敦敏又曾来访，恰值雪芹外出，那时正是天阴日暮，野水寒云，诗人未归，门庭萧寂，敦敏对此情景，不胜怅怅之怀，因而有作。那诗写道： 野浦冻云深，柴扉晚烟薄；

    山村不见人，夕阳寒欲落。

    雪芹就是在这种荒寒凄寂的世界里过着他的坎坷但是不寻常的生活，继续着他的写作《红楼梦》的伟大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