雪芹又有着惊人的诗才的时候，他的惊喜佩服，不难想见！这就无怪他们的友情越来越密切亲近。于是乎，敦诚在课余无事之时，就爱和雪芹交谈。

    上面说过，宗学本是一座极古老的大宅院。不但如此，旧日相传它还是北京有名的“四大凶宅”之一！和雪芹、敦诚他们正同时的纪晓岚曾描写过这所房子，说：“裘文达公赐第在宣武门内石虎胡同，文达之前为右翼宗学，宗学之前为吴额驸府，吴额驸之前为前明大学士周延儒第：阅年既久，又窱■闳深，故不免时有变怪，然不为害也。厅事西、小房两楹，曰‘好春轩’，为文达燕见宾客地；北壁一门，又横通小屋两楹，僮仆夜宿其中，睡后多为魅舁出，不知是鬼是狐，故无敢下榻其中者。”这种迷信的说法，我们当然不会相信，但是他写下了当日那院子的情况和气氛，却可以供我们想像。——这所老宅院，到今天还有一株非常古老的大枣树，没有二百年的年龄绝长不到这么巨大，这棵老树应该是“见过”曹雪芹的。宅内也有过一区花木山石，早已拆掉了。

    就是在这样一所大宅院里，敦氏弟兄度过了他们的求学的日子，曹雪芹度过了他当差的岁月。当差做事的曹雪芹，是要住在学里照料的，而当时学生们也按规矩要住宿学中，每隔若干日才许回家看望一次：因此，他们每逢日里课毕，教师退憩，晚间多暇，便聚在一起，剪烛快谈。我们可以想见，尤其当每年金风乍起，暑气日消，夕事渐长，秋灯有味，他们的夜话是多么大的享受！——这恐怕也就是少年敦诚的学校生活中是最大的快乐，所以他在若干年后，还总忘不了这种真正的乐趣，见于吟咏，印象永难磨灭。

    按“理”说，曹雪芹是包衣、是职事人，而敦氏是宗室、是学员，所以雪芹见了他们应该恭敬侍立、谨慎答应的（注：可参看《清朝野史大观》卷二引某书：“凡各项包衣并小五处旗人，或奴籍，或重台，例不得与宗室、觉罗抗礼；若必不得已，必先半跪请曰：‘求赏一坐。’然后坐，方合于礼。”）——当时旗人最讲究的是场面礼数。但他们由于气味相投，道义为交，文章知重，只有互相倾倒的份儿，诚、敏弟兄也是颇为豪爽热烈的青年人，思想也比较自由清新，因此彼此便脱略故常，不拘俗礼；雪芹又是放达磊落，最恨世故的人，也便不和他们客气；加以夜话必然不免弄些小食，佐以杯勺，用助谈兴，那雪芹只要被了酒，狂情愈显，谈锋越健——这就是因何敦诚后来写出“接■倒著容君傲”的实情。诗人的语言常常别有妙趣：他们的所谓“容”，其实正是乐之的意义，因为只有在这种情形之下，他们才得尽情充分地享受到了雪芹的那种迷人的奇谈娓娓和高谈雄辩。

    敦诚他们的耳福是太大了。可惜他不曾给我们作下纪录，以致咳唾珠玉，随风散尽！雪芹到底怎样谈，谈什么？我们竟丝毫无从揣其影响。

    敦诚后来写过一篇《闲慵子传》用以自况，其中有云：“常经旬不出；……或良友以酒食相招，既乐与其人谈，又朵颐其餔啜，亦出；出必醉，醉必纵谈。然谈不及岩廊，不为月旦，亦不说鬼。”这是他立的“谈约”三章：一不谈朝廷政治，二不谈人物短长，——这里我们嗅出那**时代的“莫谈国事”“金人三缄其口”的恐怖气味，容易理解。倒是最后一章有点令人意外。“强人说鬼”，是苏东坡的故事，向来以为才人佳话，解释者以为东坡爱听人讲故事，可以增强文学上的想象力。可是敦诚却特别提出来“亦不说鬼”，有意翻案。这是何故呢？——难道是他因在“凶宅”里上过学而被吓怕了吗？

    我们当然知道，这和“凶宅”“狐魅”等等全然风马牛。他所说的鬼，仍旧不过是借鬼指人，指那些“如鬼如蜮”的阴森险恶和卑鄙龌龊的人罢了。对这种人，他们不屑去谈，因为早已把这些鬼蜮置于不齿之列了。

    看来，他们的话题是有范围、有分寸的，并不是胡谈乱道。不过我们也不要忘了，文人好弄狡狯，说话写文，往往是半真半假，有反有正。凡是他们特别指明所不愿去谈论的，实际往往也就是他们所特别关注的。岩廊、月旦、鬼蜮，虽然不是他们的话题的表面，却是他们心目中的讥评的对象。晋代高贤，放浪形骸，以酒为命，佯狂自全，口不臧否人物，——这是敦氏弟兄和曹雪芹同所景慕仰止的，他们几乎是在有意无意地和嵇、阮一辈古人走着一模一样的路子，思想、行径、气味、作风，无不相似；但是晋贤“口不臧否人物”的实质，也正是深度的愤世嫉俗，是和他们对当时政治、社会的叛逆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实际上，他们的“谈约”并不能完全约束他们的具体行动，敦氏兄弟在诗文中的表现可以证明这点，而曹雪芹（他的诗文不幸无从得见了！）却是在他的故事、小说里面进行了他的更深刻的臧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