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的。 　　在这后一类中，往往又孕育、培养出一班杰出过人的艺术家、文学家来，其专长特诣、奇辉异采，远远超出一般人之上，成为绝技独门，大师巨匠。--曹雪芹正是其中的一个代表。 推其原因，不外如下。他们在"方以群分、物以类聚"的社会风气之下，自幼耳濡目染，久受熏陶，对于那些"行（háng）道"就格外接近；寄生阶级、剥削生活又使他们不劳而获、不作而食，得以专心致志地一意追求其所好之事，而他们的优越条件又能够促成他们的偏工独造、以达于穷工极巧的境地，（例如虽是一味食品、一件用具、一个蛐蛐罐，他们不作便罢，只要讲求起来，势必不到穷极精妙、出类拔萃不止，远非一般人所能想象）--而这些，也有时是那个社会里使封建阶级的文艺天才获得充分成长的一种土壤。所以直到清末，起初"玩票"、末后为生活之计而"下海"的戏剧、曲艺和其他技艺界的有特殊成就的人材，旗人占去一个很大的比例数，绝不是偶然的。 曹雪芹的放浪生活以及他的多材多艺，就是上面所述的那种八旗社会风气的直接产物。 但是旗人封建家庭是最讲究"礼法"和"家教"的，尽管无数放浪子弟正是由那种家庭"培养"出来的，他们教管子弟却是极其严厉，正所谓"那边老爷也是天天打""说声急了，什么管儿子，竟是审贼！"，而当放浪子弟的"不肖"行径一旦和一定的思想内容联在一起，这便发生出封建势力和反抗力量之间的斗争的意义。曹雪芹无疑是这种事件中的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 封建统治者自然也不会不注意到这样的事情，他们对放浪子弟的认识可以从下面一个事例获得消息。在曹雪芹时代，八旗人丁屡有逃亡现象，包括幼丁在内。这逃亡一途，实际也就是旗丁旗奴向他们的主子进行消极反抗的一种形式。乾隆二十八年，正是曹雪芹逝世的那一年里，定出旗人逃亡治罪的条例；三十一年，又定出八旗迷失幼丁的处理条例。后者规定：十五岁以下的，查缉认领，不更治罪；十五岁以上的，照逃人办理；其在十五岁以前失迷而十五岁以后始行投还的，要查明"其失迷之时如系素好游荡、不肖成性者，亦照逃人例办理；如系愚蒙幼稚、本无恶习者，奏明请旨"。这一条文，很具体地反映出当时一部分八旗青年子弟的"游荡""不肖"的深层的意义以及统治者对他们的看法和注意。 那么，曹雪芹的放浪行为，毕竟都是怎么样子的？我们在几乎无所知的怅惘心情中，无意中获得了一点滴情况。这尽管使人越发有"沧海遗珠"之感，但总还是"不幸中之大幸"。有一则《红楼梦》旧本批语，记云：

    曹雪芹，为拣〔楝〕亭寅之子，世家，通文墨，不得志，遂放浪形骸，杂优伶中，时演剧以为乐，如杨升庵所为者。（注：其详可看《红楼梦新证》页701。） 也是话并不多，却异常之重要，真是一种极为宝贵的史料。 我们都记得，在《红楼梦》里，曹雪芹写过很多与演戏有关的事，无须尽举；单是"演员"（这是今天的词语），他就写了三种：一种是富家自己的小戏班里的女孩子，如芳官、龄官等十二个女子，都是从苏州采买来的；一种是如蒋玉菡（琪官）那样的男伶，也是某王府里"当差"的；再一种就是柳湘莲，他却不是"职业艺人"，而是一个世家子弟，玩票客串的风流人物。贾宝玉对这三种人，都十分欣赏、怜惜、同情。有的竟是知己，密友。甚至因为和他们这一流人交往甚密而惹了麻烦，吃了苦头。--他被贾政毒打，原因之一就是"窝藏"了琪官。 在当时，要和这些人交往，是十分"不光彩"的事，演戏的人，并不像今天尊重为演员、艺术家，而是叫做"戏子"，最受贱视，社会地位极低，--所以要和他们交往，这本身就为"上流"人所"不齿"的事。至于身杂优伶之间，躬自粉墨登场，"现身于红氍毹上"，那在封建人物看来，简直是骇人听闻的无耻，败坏家门的"丑行"！ 只从这一点看，曹雪芹少年时候，被钥空房，不许出门自由活动，就不奇怪了。 曹雪芹对于"戏子"，自有他的看法和评价，止如他议论"两赋而来之人"时所说的："总（纵）再偶生于薄祚寒门，断不能为走卒健仆，甘遭庸人驱制驾驭，必为奇优名娼。"这种评价，今天的人应该明白那确实是很高的了。 曹雪芹就是不甘为庸人"驱制驾驭"--像牛马般为之服劳供役。 稍晚的杨懋建，作《京尘杂录》，其卷四中曾提到才人落拓，甘伍优伶的故事，-- 昔乾隆间，黄仲则〔名诗人黄景仁〕居京师，落落寡合，每有虞仲翔青蝇之感，权贵人莫能招致之；日惟从伶人乞食，时或竟于红氍毹上，现种种身说法，粉墨淋漓，登场歌哭，谑浪笑傲，旁若无人。如杨升庵〔明代杨慎〕在滇南，醉后胡粉傅面，插花满头，门生诸妓，舆以过市。唐六如〔即雪芹论"两赋"时列举的唐伯虎〕与张梦晋，大雪中游虎丘，效乞儿唱莲花落。才人失意，遂至逾闲荡检。此亦幸际圣朝，容其傲兀耳。 所以，十分清楚，曹雪芹的"放浪"，就是对封建礼法的"逾闲荡检"。这不止是一个个人甘愿与否的问题，还有一个"圣朝"容与不容的问题在。而曹雪芹，正是由于放浪而为"圣朝"所难容的位"君才抑塞"的失意才人--伟大的艺术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