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枚的误说完全一样，可不必深论；《红楼梦》大概后来真个到过乾隆的眼里，这事还可能和这小说的迷失八十回以后的重要部分很有关系，不过这一点我们也须留待下文再讲。此刻值得注意讨论的，却是这个传说的后半。 所谓"素放浪"，正就是指曹雪芹的那种叛逆性格和反抗封建礼教的思想行为。曹雪芹的一位朋友张宜泉，在其所著《春柳堂诗稿》中说雪芹是"其人素性放达"，完全证实了宋翔凤的传述十分正确，因为张说"放达"、宋说"放浪"，正是同义语，只不过口气在婉蓄和径直、赞赏和评论之间，微有差异罢了。所谓"至衣食不给"，其为可信更不待言，因为关于这一点的参证就更多了，我们此处无须一一列举。 由此足见宋翔凤的话颇有其真实可靠性，大可注意。但是重要点尚不在此。 宋翔凤的话，对我们说明了两点更值得注意的要义。第一，曹雪芹的"衣食不给"，生活贫窘，并不全然是家庭遇到巨变的后果，所谓"百足之虫，死而不僵"，曹雪芹如果"规规矩矩"，投靠统治集团，老实地为他们服务，衣食之给是丝毫不成问题的小事情。其所以竟至于"不给"，乃是他一意"放浪"的结局。第二，因为他一意"放浪"，竟至衣食不给，这终究还是小焉者；而如果任其继续"放浪"下去，那就还会有更严重的后果在等待着他（可能累及家庭宗族），--因此，代表封建力量的大家庭家长遂站出来干涉了。 "其父执某，钥空室中，三年……"，恰好说明了这个问题。 这里还有两点可以略加解释：第一，钥空室中的这种办法，我们今天听起来有些惊讶了，但在当时并不是什么新鲜事，皇帝"管教"那些"不安分"、喜欢"生事"的本家宗室，就爱使用这种恶毒的惩罚，严重的"高墙圈禁"（特种监狱），轻一些的在家单室圈禁，再其次的还有所谓"不许出门"：都是严格限制行动自由、同时是隔离式的精神折磨，手段极为残酷。满洲式的家庭对"不肖"子弟也使用这一作法，是毫不足异的事情。第二，这一作法当然也不是随时随地、"家常便饭"式地轻易使用的，凡到了必须使出这一"绝着"的境地，那就说明别的办法都已想尽了，也就说明那种矛盾冲突已然达到了十分尖锐激烈的地步了。

    至于"三年"，时间上是否这样整齐，那当然可以容有怀疑的余地；如果这只是表示曾经这样度过了一段相当长的时间的意思，那也就罢了。重要的是，传说者还把《红楼梦》的创作和这段时期的被圈禁联系在一起。 《红楼梦》这部大书，是否就是在"三年"的期间之内写作完成的，那自然更难说一定。不过我们知道，这部书曾经"披阅十载，增删五次"，而且在早确还有过像《风月宝鉴》这类的"雏型"初稿，则可见曹雪芹开始兴起创作这部小说的念头，是很早的事情。他在青年时代"放浪"被钥的期间内而决定着手于这一事业，藉以消遣时光，抒发抑郁，完全合乎情理实际。 其实，这就是他对封建压迫的反抗形式。

    所以宋翔凤的传述，虽然过去一直未有人加以重视和研究，我们却不应该再掉轻心，轻加鄙弃。它给我们提供了一些重要的线索，使我们对曹雪芹的成长阶段的生活面貌、内心世界、创作动机、反抗精神，都增加了理解。这实在是非常重要，非常宝贵。 如果上面的解释和推断去事实不致太远，那么我们也就同时可以了解，为什么曹雪芹设计写一部百万言的小说巨著，却要立意从一个封建大家庭（包括几门命运相联的亲戚）的兴衰史下手，为什么《红楼梦》里会出现像贾宝玉那样一种具有叛逆性格、和封建主义发生冲突、向它进行反抗的主角人物的艺术形象了。

    （注：这自然是就曹雪芹这个十八世纪古代作家而言的，也就是就其心理活动、创作动机而言的。若就作品而言，就作品的客观展示而言，当然这两者就既有联系而又颇有区别。从后者来说，当然不只是一个封建大家庭、一个叛逆子弟的问题，其艺术反映所包者自然要广阔得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