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雪芹不一定就有"天理教徒思想"，他也未必会是能够挺身执刃、实行"犯阙"的那种英雄人物；可是他却具有另一种类型的"叛逆"思想和性格，同样值得我们注意。没有了这种思想和性格，他之写作《红楼梦》小说便成为不可能的、难以想象的事情了。
他这种思想和性格是什么样子的呢？要全面地回答这个问题，结果应该是一部称为《红楼梦主题思想研究》的厚厚的专著（因为《红楼梦》是这个作家留给我们的唯一的一部著作），这册小书实在是无法包括这个巨大工作。但是我们这里如就一两点来谈谈，却是可以而且也应该的。
读者都记得，《红楼梦》开卷不久，就写下了以下一段重要的话： 雨村道："天地生人，除大仁大恶两种，余者皆无大异。若大仁者则应运而生，大恶者则应劫而生；运生世治，劫生世危；尧、舜、禹、汤、文、武、周、召、孔、孟、董、韩、周、程、张、朱，皆应运而生者，蚩尤、共工、桀、纣、始皇、王莽、曹操、桓温、安禄山、秦桧等，皆应劫而生者；大仁者修治天下，大恶者挠乱天下。清明灵秀，天地之正气，仁者之所秉也；残忍乖僻，天地之邪气，恶者之所秉也。今当运隆祚永之朝、太平无为之世，清明灵秀之气所秉者，上至朝廷，下至草野，比比皆是，--所余之秀气，漫无所归，遂为甘露、为和风，沛然溉及四海；彼残忍乖僻之邪气，不能荡溢于光天化日之中，遂凝结充塞于深沟大壑之内，偶因风荡，或被云摧，略有动摇感发之意，一丝半缕，误而泄出者，偶值灵秀之气适过，正不容邪，邪复妒正，相不肯下，亦如风水雷电，地中既遇，既不能消，又不能让，必至搏击掀发后始尽，故其气亦必赋人，发泄一尽始散。使男女偶秉此气而生者，在上则不能成仁人君子，下亦不能为大凶大恶，置之于万万人中，其聪俊灵秀之气则在万万人之上，其乖僻邪谬、不近人情之态，又在万万人之下；若生于公侯富贵之家，则为情痴情种，若生于诗书清贫之族，则为逸士高人，摠（纵）再偶生于薄祚寒门，断不能为走卒健仆、甘遭庸人驱制驾驭，必为奇优名娼。如前代之许由、陶潜、阮籍、嵇康、刘伶、王、谢二族、顾虎头、陈后主、唐明皇、宋徽宗、刘廷芝、温飞卿、米南宫、石曼卿、柳耆卿、秦少游、近日之倪云林、唐伯虎、祝枝山、再如李龟年、黄旛绰 、敬新磨、卓文君、红拂、薛涛、崔莺、朝云之流：此皆异地则同之人也。"子兴道："依你说，成则王侯败则贼了！"雨村道："正是这意。……" 读了这一大段议论，我们很容易地会联想到明代中叶进步思想家吕坤（字叔简，河南宁陵人，1536-1618）的一些哲学思想："天地万物，只是一气聚散，更无别个。形者，气所附以为凝结；气者，形所托以为运动。无气则形不存，无形则气不住。""气者，形之精华；形者，气之渣滓。故形中有气，无气则形不生；气中无形，有形则气不载。故有无形之气，无无气之形。"特别是："无极之先，理气浑沦而不分；气化之后，善恶同源而异流。……气运之天，后天也，有三。一曰中正之气：一阴一阳，纯粹以精，极精极厚，中和之所氤氲，秀灵之所钟毓；人得之而为圣、为贤，草木得之而为椿桂芝兰，鸟兽得之而为麟凤龟龙、驺虞鸑鷟。二曰偏重之气：孤阴孤阳，极浊极薄，各恣其有余，各擅其所能，为邪为毒；人得之而为愚、为恶，草木得之而为荆棘樗栎、钩吻断肠，鸟兽得之而为袅鸩豺虎、虺蝮蜒■。三曰驳杂之气：多阴多阳，少阴少阳，不阴不阳，或阴阳杂揉而不分，为昏、为乱，为细、为浮；人得之而为蚩、为庸，草木得之而为虚散纤茸，鸟兽得之而为羊豕燕雀、蠛蠓蜉蝣之属。""纯粹不杂之谓理，美恶不同之谓气。……降恒而命之，听其所着：着于清淑之气，则为上智；着于顽浊之气，则为下愚；着于驳杂之气，则有美有恶；着于纷纭之气，则为庸众。均帝衷也，而禀受殊，所值之气则然，非恒性之啬也。"（注：以上所引分见吕坤《呻吟语》与《去伪斋文集》中《说天》《论性》。）
曹雪芹借贾雨村之口所表达的那种看法，和上引这些话来比并而观，就有着令人注目的相似点甚至共同点。 不过，我们并不能仅就字面上的某些近似之处来牵合比附，说，吕坤既是明代反道学的进步哲学家，所以曹雪芹的这种类似吕坤的思想就因之一定是进步的。还是不要忘记分析比较。而且举吕坤，也并不是要证明曹雪芹的思想就是直接接受吕坤的思想，不过是借以更方便地说明问题罢了。曹雪芹的哲学思想究竟受谁家谁派的影响？这是个还有待专家考究论证的重要题目。
吕坤是反道学的，他在许多根本看法上都是和封建"道统"中坚人物朱熹针锋相对的，但是他的主要局限性和反道学思想中最薄弱的环节却是他的人性论部分，他在这一部分，基本观点没有超越朱熹的范围，只不过是有些次要的"改造"，既不彻底，也有时自陷于矛盾。如上面所举的他那几段话，就是明白的例证。
吕坤的"气"，相当于后来哲学家所谓的物质存在，这是一种唯物的认识论，主张"造化听命于自然"，自然就是"主宰者"，反对朱熹的"气"之上还有一个统治的"理"的那一套唯心和神秘主义的论调，反对世俗祈禳迷信。但是，到他的人性论中，他的唯物主义的"气"的一元论就因为依然承袭朱熹的人有"义理之性"和"气质之性"的妄说而认为"气"以外又有一种具道德性质的"天"的存在。这就又陷入唯心主义二元论中去了。
因此，他那种"中和""偏重""驳杂"的"三气运"论，实际也还是来自朱熹的"气禀"说。朱嘉早就说过："正如天地之气，运转无已，只管生出层层人物，其中有粗有细，故人物偏有正，有精有粗。""如贵贱、死生、寿天之命有不同，如何？曰：都是天所命。禀得精英之气，便为圣为贤，便是得'理'之全、得'理'之正；禀得清明者，便英爽；禀得敦厚者，便温和；禀得清高者，便贵；票得丰厚者，便富；禀得久长者，便寿；禀得衰颓薄浊者，便为愚不肖，为贫，为贱，为夭。天有那气，生出一个人来，便有许多物随他来（注：以上分见《朱子语类》卷九八、卷四。）。"朱熹就是这样明白不讳地提出了这种人物先天品类不齐和一切命定的哲学。
所以很明白，单就这"先天品类"一点而论，不管是吕坤还是曹雪芹，都是朱熹的"学生"，都承认品类存在论和命定论。 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他们和朱熹的同而不同，或似同实异。 吕坤和朱熹的不同，在于他坚决否定命运，所以他那"三气"说中就没有那种"算命先生"式的"富贵贫贱、贤愚寿天，都是八字排定"的最荒谬的部分，而只就"气质之性"上来讲品类之不齐。这总是前进了一步。 到曹雪芹，则和朱、吕二家之间就又都有了更重要的分别了。 第一，吕坤讲的是"阴阳三气"，雪芹讲的是"正邪两赋"，姑且撇开吕坤的"中和""偏重"之气是否就直接相当于雪芹的"正""邪"或"仁""恶"之气这问题而不论，单就吕坤的"驳杂之气"和雪芹的"两赋而来"的观点而看，他们的分别就是很大的：吕坤以为禀赋这种气的人"为蚩为庸"，是最"无足取"的那些人们，而雪芹心目中的"两赋"之人，从许、陶、阮、嵇直到卓文君、崔莺莺等辈，却大都是历史当中在性格、气节、才情、文学、艺术上闪发着最强烈的光辉的一二流人物（注：按，这样说当然只是就曹雪芹在当时的认识而大概论其总的精神、倾向。如果我们今天要把这么多历史人物逐一地分析评价，那自然对其中个别例子可以另作褒贬。但是那未免过于拘迂枝蔓了。），和"蚩""庸"恰恰相反。
第二，曹雪芹在这种观点之下显示给我们的，他的名词都是貌似"传统"而实际另有估价的"假语村言"之类的话语，在他的笔下，所谓"残忍"而"乖僻"的"恶者"所秉的那种"邪气"，却是不为当今"运隆祚永之朝、太平无为之世"（这分明是影射乾隆朝初期的封建中国）和"光天化日"所不容的、被逼得隐藏在"深沟大壑"之内的"妒正"的气。这听起来是很"糟糕"的。可是正就是这种气，当被激发时，才生出那些"其聪俊灵秀之气则在万万人之上，其乖僻邪谬、不近人情之态又在万万人之下"'的"两赋"人来，如许陶嵇阮卓崔一流。朱熹、吕坤，说邪说谬，是当真的，是封建社会里对那种字眼的"正面"定义，是贬斥的。曹雪芹说邪说谬，是"真真假假"的，是他自己心目中的特殊定义，是敬仰赞美和欣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