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雪芹到过杭州吗？

    《文化娱乐》编者按：《红楼梦》作者曹雪芹与杭州究竟有否缘分？江慰庐的《香菱和杭州名妹小青》与莫高的《曹雪芹和杭州》两文提出了这个问题。本刊以前也收到过类似这样的稿件。为了提高读者阅读和研究《红楼梦》的兴趣，我们请杭州大学教授、《红楼梦》学者蔡义江就这个问题，谈谈自己的看法。广大读者看后，可能会从中得到一些有益的启示。

    曹雪芹有没有到过杭州？我是杭州出生的，逝去的岁月有一半以上在杭州度过，因此，从我主观愿望说，是希望曹雪芹到过杭州的。江慰庐和莫高两位同志谈这个问题的文章，我已拜读。《文化娱乐》编辑部要我也就此题写点什么，我乐于遵命。只是我要说的是与自己愿望相反的意见，我以为曹雪芹并未到过杭州。虽然，《红楼梦》与浙江颇有缘分。

    曹雪芹的祖父曹寅是到过杭州的。康熙三十一年（1692），三十五岁的曹寅从苏州兼江宁织造任上，南来“游越五日”，在短暂的游览期间，他曾“倚舟脱稿”，写了一本《北红拂记》曲，回家后交给伶人演唱（事见尤侗《艮斋倦稿》卷九《题北红拂记》）。那还是雪芹出生前三十年左右的事。除此以外，再也不见曹家人到杭州的记载了。

    现在大家都说，曾任杭州织造的孙文成是曹家的亲戚。其实，这是尚待证实的问题。当过康熙皇帝保母的曹寅生母是姓孙。康熙四十五年（1706）孙文成初任杭州织造时，康熙曾传谕：“三处织造，视同一体，须要和气……”曹寅奏称“孙文成系臣在库上时曾经保举，实知其人”云云，据此猜测孙文成即曹寅的外家老亲是可以的，但要当成事实，毕竟还需要更确切的佐证。所以，周汝昌先生只说：“疑此孙文成或亦曹之亲戚也。”同时，除曹寅奏折中那些话外，我们还没有发现曹家祖孙三代与孙文成家有过什么私人间的交往。

    曹、孙文成在雍正五年（1727）就被劾罢职，其时雪芹尚幼（据周汝昌先生算法，仅四岁；算得大些，也未成年）。而前此数年中曹、孙二织造已屡受雍正训斥，不是追查账目，就是罚赔年俸，各自都岌岌可危。就算真是亲戚，怕也没有走亲戚的心思了，更不用说带一个几岁的孩子，经几天舟行路程了（八旗贵族家教甚严，孩子不让随便出门）。移家北京之后，更没有机会到杭州了。前些时，有雪芹重到江南被两江总督尹继善罗致幕府之说，现已查明此说出于今人伪造的曹雪芹画像的题词，是不足为凭的。

    赵冈先生说：“雪芹幼时一定常去杭州。”不但“一定”，而且“常去”！主要理由是杭州织造府分东西两府，与小说所写贾府格局一致，而江宁织造府是不分的。这是赵先生只认定织造府是贾府大观园原型的想头。其实，相似的格局还可以举出被称为“京华大观园”的北京恭王府来：“《红楼梦》中称宁国府为东府，荣国府为西府，说两府对门中隔一个夹道。敦郡王府和恭王府花园正是这样情况。两府的东西墙相对，中间隔一条巷子……”（刘蕙孙《名园忆旧》）恭王府一带，曹雪芹倒一定是常去的（当然，我的意思也并非指实它就是贾府的原型）。

    《红楼梦》中写苏州的很多，连虎丘的泥人儿也写到了，写杭州的却没有。小说多处谈到品茶，提到枫露茶、六安茶、老君眉，甚至还有暹罗贡茶，惟独没有久已驰名中外的龙井茶。我想，雪芹若是游过西湖，那么在“天上人间诸景备”的大观园的水面上，说不定会添出一个小瀛洲来的。小说在讲到女色时是用过“苏杭”二字的，但那是因为越地多丽姝的缘故：第一名就是西施；后代诗文中写到的更多，如李白有《越女词》组诗赞美吴越儿女的艳色；杜甫极少写妇女，但也有“越女天下白”之句；可见这已经成为一种传统说法了，与小说中提到“若耶之溪”、“天台之路”一样，不必到过浙江的人才能说。

    香菱形象是否根据钱塘女子冯小青故事改写，这可以研究（但曹雪芹明言书中几个女子都是自己“半世亲睹亲闻的”）。如果是的，只是受明人作品影响的问题，也非到杭实地调查所得。附带说说，《红楼梦》后四十回续书写黛玉倒真与《小青传》有瓜葛：小青有焚稿事，黛玉亦有；小青《焚馀草》诗云：“新妆欲与画图争，知在昭阳第几名；瘦影自临春水照，卿须怜我我怜卿。”这后两句被《红楼梦》续作者摭拾，作为黛玉病中照镜，顾影自怜的感叹语（第八十九回）。小说情节与杭州拉得上关系的还有开卷写绛珠草生于“三生石畔”。这是用唐李源与圆观（其后身是一个唱着“三生石上旧精魂”山歌的牧童）在杭州天竺寺外相见的故事。此外，还有元春点一出《长生殿》戏《乞巧》，以及宝琴咏《马嵬怀古》诗等，因为《长生殿》的作者洪是杭州人。小说之外，雪芹传世残句：“白傅诗灵应喜甚，定教蛮素鬼排场。”倒不是读了清人《西湖佳话》才那样写的。唐代孟《本事诗》早记有其事：“白尚书姬人樊素善歌，妓人小蛮善舞。尝为诗曰：‘樱桃樊素口，杨柳小蛮腰。’”后来苏东坡仰慕白居易为人，也写诗说：“我甚似乐天，但无素与蛮。”这又被宋代的《诗话总龟》、《苕溪渔隐丛话》、《诗人玉屑》等书所引述，因而蛮、素之名便广为人们所知。总之，我以为这些都不是雪芹到过杭州的迹象。

    曹雪芹逝世后，《红楼梦》与浙江的关系倒密切起来了。首先是戚蓼生收藏并序《石头记》，戚蓼生序本后来经有正书局石印，成了八十回脂评《石头记》最早的流通本，称“戚本”、“戚序本”或“有正本”。鲁迅论著中引《红》文字均据此本；俞平伯校《红楼梦》也以此为底本，影响甚大。这位戚蓼生是乾隆三十四年（1769，雪芹死后五六年）进士，他与当代红学界老前辈俞平伯先生是同乡，都是浙江德清人。其次是舒元炜在乾隆五十四年己酉（1789）序抄本《红楼梦》，他说：所得八十回书对全书来说，“业已有二于三分”；又说“核全函于斯部，数尚缺夫秦关”（借唐人诗句“秦塞重关一百二”，说全函为一百二十回，现其数尚缺）。舒说全书是一百二十回，比程伟元、高鹗初次整理付刻一百二十回本的时间还早两三年，这很有研究价值。舒元炜是杭州人。此外，清代文人陈其泰（号桐花凤阁主人）手批评本《红楼梦》现藏杭州，陈与当代红学家吴世昌先生是同乡，都是浙江海宁人。又浙江图书馆藏有清代徐传经等人加评的《新评绣像红楼梦全传》，这是一部五色绚烂的集评圈点本。徐传经亦浙江德清人。七十年代，已故王焕镳师曾告知杭州朱师辙（为清廷编《清史稿》的朱骏声的后裔）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