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说：“余阅此书，亦爱其文字耳，实亦不能评出此二人是何等人物。”这本是我们很能理解的话，说明小说实非作者简单的自传，曹雪芹也并非照自己的样子来塑造宝玉形象的。作者利用自己的生活经历、体验、积累，创造出两个全新的、独特的艺术形象，而这些形象不是某一种概念的代表，也不是生活中某一真人的仿制，或在某本书中可以找到的。它相当复杂，要想用几句话说清楚并不容易。我想大体是这个意思。可是欧阳健怎么说？他说这是“明白宣示批点者对作者身世与小说本事毫不了解的批语”。这里哪有一丝一毫关系到“作者身世”？艺术形象的个性独特怎么可以跟什么了解不了解“小说本事”扯在一起呢？欧阳健还想用脂评来证明戚本（有正本）早于甲戌、己卯、庚辰本，说得也够怪的。大家知道戚本虽与甲戌、己、庚本没有直接过录关系，但它的整理成书，却比上述诸本迟得多，其中脂评也可能是不止一种本子评语的集合，并经过删除和改动，所以不免时有讹误。如第二十二回黛玉问宝玉：“至贵者是宝，至坚者是玉，你有何贵你有何坚？”原来的脂评是：“拍案叫绝。大和尚来答此机锋，想亦不能答也。”至戚本，却讹成“拍案叫绝，大都尚未答此机锋，想亦不能答也。”正误是一目了然的。但诸如此类的例子，欧阳健却有相反的说法。如第十五回宝玉于送殡途中，留情于邂逅之村姑二丫头，小说写其离去时有“争奈车轻马快”之语，甲戌评“车轻马快”曰：“四字有文章。人生离聚未尝不如此也。”至戚本，“文章”已作“文意”，“离聚”已作“难聚”，都因形近致讹。欧阳健却倒过来说：“‘车轻马快’，纯从宝玉之意绪写出，故曰‘四字有文意’，而甲戌本侧批改‘文意’为‘文章’，就不通了，又改‘人生难聚’为‘人生离聚’，也与文情不合。”居然以通为不通，以不通为通，真是少有的怪事。请问老兄在什么地方曾见到过“有文意”这样可笑的用法？宝玉遇二丫头是“聚”，又上路是“离”。批者以为作者用“车轻马快”四字，话中有话（即所谓“有文章”），它包含着更深的感慨：人生恰似过客，离合聚散，皆来去匆匆，瞬间即还；欲寻旧迹重见无期，此亦“雪泥鸿爪”之叹。二丫头非宝玉长相思而不得相见者，又刚刚才见过面，这里如何用得上“难聚”二字？

    类似这样可笑的是非颠倒，还有欧阳健驳周汝昌先生的一段话：

    周汝昌认为，己卯、庚辰本夹批的署名，是被甲戌本与戚本（有正本）删去的。他说：“最可笑的是戚本，他好像不明白这个署名是什么玩意儿，不但删去，而且还添上别的字充数。例如庚辰本第十六回一夹批云：‘补前文之未到，且并将香菱身份写出。——脂研。’戚本无‘脂研’字样，却多出‘来矣’两字，以致末句变成‘写出来矣’，令人绝倒！其余类此者有很多处，杜撰的字如‘奈何’、‘者也’、‘如见’、‘理’、‘纸上’、‘妙甚’、‘确甚’等闲话，全是删掉‘脂砚’又接上文而续出来的！”（《红楼梦新证》）其实，事情恰好应该倒转过来，“脂砚”二字正是把有正底本上的相关的文字改动而成的。

    周先生的判断是对的，戚本之所以删去其不知为何物的“脂砚”署名而要用闲话填补，我以为这与该本是准备石印出版，故要求抄写必须整齐美观有关。大概初时每条评语抄成双行的式样，照有署名的字数设计好了，后要删去署名，就会多出空格来，所以要填补。删二字的就补二字；二字补不好，补一字也行，因为双行批语末了留一个空格还是可以的。这样的添补，自然难免出现蛇足。如果照欧阳健的颠倒说法，是己、庚本改戚本评语最后二字而成“脂砚”，这就完全想不出有什么必要了。己、庚本想署名就署好了，反正作眉批、旁批，多二三字有什么要紧，就作双行夹批，己、庚本也未曾严格要求双行的字数相差不得超过一个，不信翻翻本子，第二行空一大截的尽有，与戚本之整齐划一全然不同。那么，它何不惮烦地非要砍去批语的尾巴而改成署名不可呢？道理上也根本讲不通。周先生举“写出来矣”为例，说它末二字“杜撰”得可笑；欧阳健却以为原应如此。孰是孰非，只好让稍能写写文言文的人来判断了，反正我从来没有读到过“写出来矣”或者“看出来矣”“哭出来矣”一类的句子。

    我主张搞学术研究应该反对“三不”作风，即应反对不顾常识、不择手段和不负责任的作风。没有起码的严肃态度，很难算得上是真正的学术研究。一种新说，无论它说得怎么天花乱坠，耸人听闻，能引起社会上的轰动效应，如果它不想实事求是，不是为了弄清是非，追求真理，那它至多也只能走红一时，到头来总不免成为浪花中的泡沫，不会给人们留下什么有价值的东西。我将以此自勉，也希望与红学界的朋友们一道，共同引以为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