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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曹魏西线战局愈加被动，战区已经陷入“关中连遭贼（诸葛亮的蜀军）寇，谷帛不足”（《晋书列传二十六卷》，同上）的局面。司马懿被迫严防死守，这时蜀汉大臣李平（即李严）因运粮不济，矫诏召回诸葛亮。暂缓了国家危机。

    最后一次，诸葛亮将军队推到距长安仅六十公里的渭水南岸的河滩平原——五丈原，诸葛亮招呼东吴出兵策应并致信给东吴丞相顾雍谈五丈原地势，其处河滨之上，地势平坦可屯田（语出《水注经·渭水》），也采取兵屯方式，竟然和魏国当地百姓，利用魏国土地联合屯田，准备持久战。这一对魏作战新思路让曹叡更加震恐，特派大臣辛毗下诏不让魏军出战，司马懿也是深谙圣意，和诸葛亮对峙于渭水，同时在一次外交来使的洽谈中得知诸葛亮“食少事繁”，认为诸葛亮“不能久”。于是坚定了死守之心，哪怕受妇人巾帼。 秋，天薄蜀汉，诸葛亮果死，曹魏去一心腹大患！蜀汉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终止北伐，只到姜维掌权。 诸葛亮死后，曹魏君臣全部长舒一口气，三个月后曹叡大修宫室，开始了后半生的骄奢的生活。

    其实当初曹操给曹魏留下了充足的军需，当他推行屯田制，效果明显，“岁有数千万斛，以充兵戎之用。”（《晋书食货志》，下同），在平定袁氏后，能做到征收田租和户绢“藏强赋弱”。可到了文帝曹丕时，物价开始飞涨，黄初二年，曹丕便因为谷子价格贵，罢除了五铢钱（汉币），竟然倒退到“使百姓以谷帛为市”，也就是以货易货的状态，这表明国家金融彻底失去信誉。 明帝曹叡时物价继续攀升，而且由于以货易货的状态时间长久，人间巧伪渐多：有人把谷子泡水，再来换布匹赚黑心利润，而卖布匹的也不含糊，拿很薄的绢来卖换当年的谷，可见国家经济混乱的地步！也就是说即金融失控后，国家经济秩序也彻底混乱！曹叡被迫进行市场整顿，可结果却无效，“虽处以严刑而不能禁也”国家经济继续失控。加上“每大军征举，运兵过半，功费巨亿”。为此“司马芝等举朝大议”（也就是全部有资格上朝的大臣来严肃的探讨国家经济问题）决定是否重新启用五铢钱。以上的反复原因很简单，因为“于时天下未并，戎车岁动。”这“戎车岁动”表明了诸葛亮的北伐给曹魏经济带来的重创。 将曹魏的经济的受搓完全归于诸葛亮北伐的功劳似乎牵强，但吴蜀两国频繁袭扰，确实给曹魏经济发展蒙上阴影。

    相反，诸葛亮理政时期，蜀汉的经济状况却好于曹魏和东吴。 诸葛亮将蜀锦出口（对魏、吴、越南、罗马出口）作为军费来源大头，而蜀锦的生产却是国营，不累及百姓。同时他还大力发展盐铁业，将武器装备精良化，步兵、弩兵战斗力独步三国，也因此有了决敌之资。而诸葛亮在传统赋税大项如田租、口算、更赋类未见有增加，因此没有激起民变，缓和了阶级冲突。而当初，曹操征关中马超，导致河间苏伯、田银起义，引发幽、冀州响应；征汉中时，南阳百姓因为摊派的徭役太重而宛城及其周围大别山山区、郡县起义等。这类情况在诸葛亮时期却没有出现。 因此，从经济发面，弱小的蜀汉以威武自强的姿态对曹魏关中经济区实行了毁灭性打击，迫使曹真、司马懿盲动灭蜀计划覆灭。关中经济区是曹魏传统经济强区，一旦关中受累，则动发全身，最终放缓了曹魏全国经济复苏的走势，诸葛亮北伐实是上兵伐谋之策。

    诸葛亮死后，蜀汉一度自守，使曹魏陆续在全国范围内大规模屯田恢复国力，终于至正始年间实现了经济复苏，在淮南经济区一带形成了规模宏大的军事集结以及战时军需生产的集中地，为统一天下奠定了物资基础。但就在这时，“高平陵政变”引发了“淮南三叛”，曹魏统一步调再次受阻。

    注:“皆以为四万兵多，役费难供。”出自资治通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