价人才，要对具体人做具体分析，决不能用一个框框来衡量天下之才。世上没有万才具备的人，有人精干此而粗于彼，孙权未见出奇谋，但能任贤举能，集“众智”、“众力”于一身，故成一代明主。周瑜虽不冲锋陷阵，但能运筹帷幄、决胜千里，被誉为英明的统帅。马谡任主将不行，却是个有智计的谋士。马超不善谋略，却是骁锐莫当的勇将。故用人要量才录用，不要强用其所不能。
用人攸关国家兴亡
能否用人，对国家之兴亡至为重要。三国之兴，与曹操、刘备、孙权善于用人大有关系。刘备”三顾草庐”，孔朗感其知遇之恩，做出隆中决策，为之效忠竭智，才能由弱变强，称帝西蜀；孙权善于用“众智”、“众力”，听从鲁肃的“榻上策”，故能鼎足江东；曹操虚心求教于荀或，遵其“深根固本以济天下”、“坚守官渡待变”之策，方能称雄北方。东汉末年，逐鹿中原的不乏其人，为何只存下三国，而其他人都被消灭了，不善于用人是个重要的原因。袁绍雄踞四洲，兵多粮足，谋士如云。官渡之战，他的兵力比曹操强得多，胜利本应属于他，因他既不听田丰、沮授之谏，又不从许攸之策，疑其所不当疑，决其所不当决，于是贻误军机，被动挨打，以失败告终。
刘表居用武之国，拥九洲之众，因其“善善不能用，恶恶不能去”，又无宏图大志，满足于现状，只能是他人俎上之肉，任人宰割，荆州被分解是必然之理。吕布被称为无故将军，效忠于他的陈宫，为他尽智献谋，他当耳边风，对面谀而通敌图他的陈珪父子，却言计听从。在被曹操围困的危急关头，他不依靠张辽等猛将以摆脱险境，而是想凭他的方天画戟和赤兔马以保妻子安全，结果还不是被曹操所擒，脑袋搬了家。后来三国之亡，也是因用不得其人之故。刘禅宠信黄皓、曹魏重用曹爽、孙皓任用岑昏等一小撮佞臣，都加速了蜀、魏、吴的灭亡。
善用人者都采取”五湖四海”政策
纵观三国历史，凡善于用人者都采取“五湖四海”的政策。曹操的“唯才是举”实是这种政策的体现。如荀彧、郭嘉、贾诩原是曹操敌人的谋士，张辽、徐晃是亡虏，于禁、乐进是行伍出身，都被曹操所搜罗，加以提拔重用，才得显姓扬名。孙权用人也如此。他不仅重用吴郡人顾雍等，对于避乱江东的广陵人张纮、琅邪阳都人诸葛瑾等，也都重任。刘备取蜀后，除以随之入蜀的荆州人士为骨干外，对于原有益州、东州人士，即便是刘璋的亲疏，都量才录用。孔明在团结这三州人士方面做了很多工作，把三州人士团结在刘备的周围，拧成一股力量，对巩固蜀国政权起了巨大的作用。
用人不计恩仇，是曹操、刘备、孙权的共同点。东汉末年，群雄对立，或友或敌，很难固定，人与人的关系是十分错综复杂的。如果以恩仇做为用人的界线，决不能团结更多的人，也对事业不利。因此，曹、刘、孙用人，对事业有利的，虽仇也用。张绣曾杀曹操长子、侄儿、爱将，后他再降，操也纳之。刘巴为刘备宿怨，他取蜀时为团结益州人士，也不计较其既往而用之。甘宁曾结怨于孙权，后他来降，权不咎其过去，甘宁因此拼力很效，屡立奇勋，成为东吴猛将。
用人唯亲的恶果
用人唯亲的恶果，在《三国演义》中也有深刻的揭露。所谓“亲”无非有二，一是认为是“心腹”，二是亲属。用人而限于此，人才必然是有限的。所谓“心腹”，大多是佞巨，这些人只看其主子限色办事，为达到个人私利，往往瞒上欺下，他们是成事不足，败享有余，东汉末朝桓、灵二帝，宠信宦官，造成天下大乱，就是典型的例子。因裙带关系而成为权贵的，在中国封建社会里是常见的事。这些人大多不学无术，是碌碌无能的庸才，一旦掌握朝政，必然把它弄得一塌糊涂。何进原是屠尸，因妹妹贵为皇后面被封为大将军，正是在这个双料草包的手里，使汉朝名存实亡。用人唯亲即使是曹操、刘备也在所不免，如曹操用夏候渊丢了汉中，刘备用关羽失了荆州，这对于曹操、刘备虽是个别的事件，但也足见完全摆脱用人唯亲也殊不易。
树立朋党之害
树立朋党之害给人的教训也是很深刻的。凡立一朋党，必有另一朋党与之对立。朋党之争，或一败，或两败俱伤，对国家、对事业都有害无益。当然用人必须依靠骨干，不过这与树立朋党是两码事。因依靠骨干是为更好团结大多数，而树立朋党是为捧一派打击一派，袁绍因宠爱幼子袁尚，对其党徒也大加重用，于是自成一朋党。拥长子袁谭派也就成立一朋党与之对抗。
因朋党对立，内部力量大为削弱，终被曹操所灭。刘表因爱妻而让妻党掌握军权，妻党必然拥护其妻所生的幼子刘琮，一朋党于是产生。长子刘琦不甘心失去其法定继承权，求助于刘备，这又立了一朋党。曹操南征，继位的刘琼不与其兄刘畸协力抗曹，而是为保位投降了曹操，结果不仅丢了荆州，连命也保不了。
知人、荐贤是用人先决条件
知人、荐贤是用人的先决条件。知人才能用人得当，荐贤才能广招人才。
《三国演义》有不少知人美谈和用人轶事，如曹操、刘备、孔明、孙权等都 能知人，故能用人；魏、蜀、吴贤士都能辗转相荐，这是三国人才济济的原因之一。他们的知人、荐人的经验，值得用人者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