摄什么，他们知道他们在拍摄的是他们自己。他们没有半点要为什么什么见证，要为什么什么代言的使命感。他们只为他们自己而工作，而存在。他们以无法超然的超然来看待自己成长起来的这个地方，并形诸影像。仅此而已。

    他们手中的照相机，作为一种记忆的武器，被他们用来抵抗对于过去的遗忘或者说片面的记忆，用来还原那被删除的部分历史、用来追回被放逐的现实。他们的记忆，是一种对抗的记忆，是抵抗名为记忆实为遗忘的伪记忆的记忆。他们用摄影来记忆，但这不是怀旧。怀旧对于当下的现实是无害的，甚至是看似华丽内里丑陋的现实的帮凶与装饰。怀旧对于现实没有杀伤力。尤其是在今天，怀旧还属于一种商业的伎俩。而他们的记忆，却是一种抗拒，一种毅然决然的视觉起义。怀旧往往空洞，而他们的记忆，正好是为了给被怀旧抽空的城市记忆以具体的、实在的内容。他们的叙述反宏大叙事。他们从日常点滴出发，以坚守日常记忆为武器，拒绝占据了上海话语主流的上海宏大叙事的洋腔洋调。那个以买办西崽心态为骨子的上海宏大叙事，正受到权力与资本的双重追捧。

    他们身上蕴藏着无从发泄的充沛精力，但只能以一种看似少年轻狂的天真来宣泄。其实，这背后是对于压抑与残暴的抗议，他们刻意以一种轻蔑与抗拒的安那其主义的态度，来掩盖他们对于现实的绝望与热情。他们不惮以自己的在场来宣布主体、主观的存在。他们想说，这世间仍然有他们可以撒野、温柔的地方。在浸泡了他们童年记忆的新村，也在他们放肆的摄影中。对了，他们还想告诉我们，纪实就是如此主观，而且可以这样抒情。好久没有看见了，抒情可以这么阳刚，这么痛快，而且人可以痛苦地抒情。也好像从来没有发现，纪实可以如此主体、主观。在《新村》里，主观（真正意义上的主观）居然就此成为了真实的同义词。对了，你们的同龄人、《城市画报》记者林昱说：“你们这两个满口粗话的粗人，其实是最抒情的人。”我在这里还要加上一句，“你们这两个满口粗话的粗人”，其实是最真实的人。你们，其实也是最痛苦的人。

    不能够忘记宋涛与季炜煜他们两人在送给我这本名为《新村》的画册时说的话：“格是阿拉格上海！”（“这是我们的上海！”）是的，上海，谁的上海？这是两个用上海方言生活、思考的年轻人的上海，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用包括摄影在内的方言与个体视觉语言拒绝了上海话语一边倒的垄断状态。“鸟头小组”的《新村》，为上海的视觉再现，为正在逝去的上海，贡献了一份独特的礼物与祭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