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现代都市生活的叛逆者

    ——南?戈尔丁

    “实际上，我的照片所展现的，是我曾经失落了多少。”

    美国女摄影家南?戈尔丁（Nan Goldin，1953—）走上摄影之路的契机是她姐姐的自杀。

    戈尔丁出生于波士顿的一个中产阶级家庭，她在11岁时经历了姐姐卧轨自杀的事件。幼小的心灵无法承受这个巨大打击，终致精神崩溃并导致她在1972年的离家出走。

    在波士顿，年轻的戈尔丁与一群自觉生活于社会边缘、对嬉皮文化持同感的年轻人过上了一种波希米亚式的生活。这些年轻人将传统的中产阶级生活规范弃之如敝履，率性而为，为当下而生，及时行乐。他们摆脱了责任，沉溺于酒精、毒品、**，徘徊在性的快乐与自我实现之间。在与这个背叛了既成社会价值观念的群体一同生活的同时，戈尔丁亲眼目睹了他们的这种生活方式如何以都市为背景展开、他们如何在都市中被异化、他们的行为如何与**胶着在一起，他们又如何在这种生活中与死亡无限接近。于是，她用自己手中的相机将这个生活圈子中各色人等的日常生活以一种高密度的影像记录方式拍摄下来。

    戈尔丁最初曾经天真地认为：“如果我大量拍摄他们，我就不会失去他们。”她之所以这么做的最初动因则是她为没有留下她姐姐更多的照片而后悔，于是想到向摄影求助。而当她面临她的朋友们因艾滋病纷纷死去的情况时，对她，摄影就真的成为了记忆的救命稻草。她用摄影与逼近他们的绝望和死亡展开一场竞赛。她的摄影实际上就是一场与时间的赛跑，与死亡的竞赛。她希冀以摄影的方式来记忆她的朋友，那些痛苦地剪断了自己生命的风筝之线的、任生命凋谢的朋友们。而她自己也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深陷在这种生活中不能自拔，吸毒、性开放以至最后不得不进入戒毒所进行长期治疗。然而，在她疯狂地与死神展开影像赛跑时，她其实陷入了拍摄得越多就失落得越多这么一种悖论式的境地。她最后终于大悟道：“实际上，我的照片所展现的，是我曾经失落了多少。”

    就拍摄方式而言，戈尔丁断然依靠自己在现实生活中的直觉反应来按动快门。她的影像完全排斥理性思考，任由感情的波涛来左右镜头的进退、伸缩。戈尔丁照片中的生活场所基本上是他们这些人的私人生活空间，如厨房、厕所、浴室、卧室等，而她记录的他们的生活状况则都是些平常琐碎的日常生活场面，如洗澡、**、打架、发呆、郊游等。她的照片既不奉承也无隐瞒，非常直率、琐碎而且朴实，开放、鲜活，形象地提示了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西方青年在都市这个**之海中对都市失望、却又无法摆脱都市、无奈地在都市中挣扎沉浮的生活图景。她的这些照片将摄影的视线深入到了都市的内部空间，使得都市生活的内容获得了更深入的表现。

    传统的纪实摄影意在代表一种公认的价值观念，因而强调其拍摄姿态的客观性就成为必要。因为客观的即是普遍的这一推论鼓励人们无保留地接受通过照片传达的价值观念。在传统的纪实摄影家手中，纪实摄影基本上具有一种社会公器的性质，具“教化”功能。摄影家本人也常常以被记录对象的代言人自居，有一种自己是基本价值观念的代言人的自负。他的判断基准是放在了“公”的社会普遍价值上，而这一普遍价值是否有意无意地通过其展示的影像抹杀了另一些人的存在理由则是明显的。而进入1950年代，被视为“垮掉的一代”一员的罗伯特?弗兰克就以他的纪实摄影实践展开了对纪实摄影的真实性的质疑。以弗兰克为标志，西方纪实摄影实践开始从“公”之枷锁的禁锢中解放出来，具有一种个人内心经验表达的性格。当然，弗兰克的反叛更多的是体现在艺术形式上，明目张胆地挑战中产阶级主流价值观念似乎不是他的主要目的。而戈尔丁则公然代表被主流价值观所蔑视、忽视、否定的一群人，她的发自内部的、不避感情倾向的、主观的、充满个人色彩的影像提示的是对某种被否定的价值的个人评价。这同时也体现了当代纪实摄影从“我替你说”到“我替我自己说”的变化。从这个意义上说，戈尔丁的纪实摄影提示了当代纪实摄影的主观性抬头的这样一种变化。

    通过将自己与友人交织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