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中用钱应有计划，他说“至于家中用度，断不可不分。凡吃药、染布及在省、县托买货物，若不分开，则彼此以多为贵，以奢为尚，漫无节制，此败家之气象也。”他在给儿子纪泽的家信中说：“勤俭自持，习劳习苦，可以处乐，可以处约。此君子也。”

    曾国藩规定其家族成员，男子都要会耕作，会读书作文，这叫做既养身，又养气，既劳动，又劳心。妇女则须“于衣食粗细四字，缺一不可”，并且规定了每天的功课，食事每日检查一次，衣事三日检查一次，每人每月要做一双鞋子。

    曾国藩在家书、日记中多次提到儿孙不必为官为将，并在遗书中明确提到。故他的后人多从其遗嘱，少有为官的，即使为官也仅涉及外交、科技，并最后都辞官返归乡里。曾家家风严谨，可见一斑。

    勤俭自持，习劳习苦

    曾国藩说：“勤俭自持，习劳习苦，可以处乐，可以处约，此君子也。余服官二十年，不敢稍染官宦气习，饮食起居，尚守寒素家风，极俭也可，略丰也可，太丰则不敢也。”

    ● 解读

    在这里，曾国藩提到“王介甫以言利为正人所诟病”。北宋中期，王安石力主改革弊端，振兴朝政，他重视经济、义利统一的思想为宋代社会经济的飞速发展奠定了最为重要的理论基础。

    王安石言利而行义，守旧派则言义而求利。王安石大谈财利，是因为传统与现实过于轻视利，并不意味着他反对义、不重视义。他在推行发展生产的新法时，同样强调分配的公平，主张抑制豪强、摧折兼并，甚至将官僚、富豪获得的不合理利益一部分收归国有，用于进行再分配。王安石言利，却一生廉洁无私，一文不贪，为相将十年，家无余财；而那些口不言利的君子们却肥马轻裘、良园美宅。双方正好构成鲜明的对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