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段子，说我到医院看眼科，医生说看书的时候要隔一尺远，我说没法量，我家的尺子是用来打我的。

    当然，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我曾经用毛笔在报纸上歪歪扭扭地写了“打倒法西斯”，贴在父亲的办公室。这体现了我自幼就有谦谦君子的风度，动口——不，动笔不动手，那时我还没有胆大到敢当面动口的地步。最让我感到屈辱的还不是皮肉之苦，这源于从小父亲就给我讲《红岩》的故事。最窝火的是每次行刑完毕，父亲都要瞪眼呵斥：“知道错了没有？”我只得声如蚊蝇地回答：“知，知道了。”父亲还给我讲过韩信受胯下之辱和勾践卧薪尝胆的故事，让我佩服不已。于是乎，我每挨一次打就在日历上画一个圈，大有结绳记事之意。**说世界归根到底是我们的，我从小就会用辩证发展的眼光看问题，料定了战争的最终结局。

    我上初中以后战局开始有了转机，虽然挨打，但我方气势十足已是输阵不输人。每每开战，必是我先断喝一声：“不准打人！”常常是话音未落就先吃了一耳光——我挨打是有经验的，巴掌下来时顺势将头一甩，拿捏得就好像指甲在脸上挠痒痒。我不喜欢上课，不喜欢做作业，但这并不代表我不爱学习。王朔在《动物凶猛》里面说：我们心安理得地在学校学习那些将来注定要忘记的东西。我就比较幸运，我初中学的东西至今以至将来都不会忘记。语文教师时常拿我的空白作业本和上课时偷看的《诗词格律》去父亲那里告我的恶状，这时父亲是很开明的，回来又把书还给我。但是，每到考试结束，父亲就觉得脸上挂不住，少不了一顿饱打，之后的一段时间里自然是动辄得咎。我在初中的时候已经长得腰圆膀粗，严刑拷打视若等闲，棒子培养了我棒子一样直通通的臭脾气，父亲大人有时心情不顺施刑于我，我一脸大义凛然，自以为没有错就绝不认错，常常气得父亲吃头痛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