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玻璃柜。

    这一边是发出新鲜薄荷芬芳的薄荷糖，那一边是软胶糖。颗颗大而松软，嚼起来容易，外面撒上亮晶晶的砂糖。另一个盘子里装的是做成小人形的软巧克力糖。

    后面的盒子里装的是大块的硬糖，吃起来把你的面颊撑得凸出来。还有那些魏格登先生用木勺盛出来的深棕色发亮的脆皮花生米——1分钱两勺。自然，还有长条甘草糖。这种糖如果细细去嚼，让它们慢慢融化，要不是大口吞的话，也很耐吃。

    我选了很多种想起来一定很好吃的糖，魏格登先生俯过身来问我：“你有钱买这么多吗？”

    “哦，有的，”我答道，“我有很多钱。”我把拳头伸出去，把五六只用发亮的锡箔包得很好的樱桃核放在魏格登先生的手里。

    魏格登先生站着向他的手心凝视了一会，然后又向我打量了很久。

    “还不够吗？”我担心地问。

    他轻轻地叹息。“我想你给我给得太多了，”他回答说，“还有钱找给你呢。”他走近那老式的收款计数机，把抽屉拉开，然后回到柜台边俯过身来，放两分钱在我伸出的手掌上。

    母亲晓得我去了糖果店之后，骂我不该一个人往外跑。我想她从未想起问我用什么当钱，只是告诫我此后若是不先问过她，就不准再去。我大概是听了她的话，而且以后她每次准我再去时，总是给我一两分钱花，因为我想不起有第二次再用樱桃核的事情。事实上，这件我当时觉得无足轻重的事情，很快便在成长的繁忙岁月中给我忘怀了。

    我六七岁时，我的家迁到别的地方去住。我就在那里长大、结婚成家。我们夫妇俩开了一间店，专门饲养外来的鱼类出卖。这种养鱼生意当时方才萌芽，大部分的鱼是直接由亚洲、非洲和南美洲输入的，每对卖价在5元以下的很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