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际上，中国的老祖宗就很讲究“和合”、“谐和”之道。儒家的创始人还提出立人达人之道。

    曾国藩对孔子孟子的“自立立人，自达达人”之道尤为推崇，把是否施于人的问题当做识量大小的高度来认识，他认为：“孔子所云‘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孟子所云‘取人为善，与人为善’，皆恕也，仁也。知此则识大量大，不知此则识小量小。”

    他认为：我要步步站得稳，须知他人也要站得稳，所谓立也。我要处处行得通，须知他人也要行得通，所谓达也。曾国藩把这种信念用在自己的事业中，就是功不己居，名不己出。

    在军营里，每每听到曾国藩谈到收复安庆的事，他总是归功于胡林翼的筹谋划策，多隆阿的艰苦战斗；谈到后来攻下金陵，则又归功于各位将领，而没有一句话提及他自己以及他的弟弟曾国荃。谈到僧格林沁进攻捻军的时候，赞扬他能吃苦耐劳，说自己比不上他的十分之一二；谈到李鸿章、左宗棠，称他们是一代名流，不是说自愧不如，就是说谋略莫及，这往往从他的奏折和信函中表现出来。

    同时，曾国藩自己升迁，也荐举幕僚和下属升迁。曾国藩一生荐举人才甚多，其中很大一部分属于他的幕僚和下属。现已查明的曾国藩幕僚有四百余人，其中绝大多数人受过他的保举。可以说，凡为其幕僚者几乎人人都有顶戴，即使不是实缺官员，也有候补、候选、记名之类名堂，无此资格者反倒为数极少，凤毛麟角。而获得实任者，更是直接间接地借助于曾国藩的荐举之力，幕僚中二十六名督抚、堂官，五十名三品以上大员，以及难以数计的道、府、州、县官员，多受过曾国藩的保举，有的甚至一保再保，不只一次。他们所以得任现有最高官职，有的系他人奏保，有的是曾国藩死后循资升迁，有的则完全出自曾国藩的推荐。至同治十一年(1872)二月曾国藩去世时，其幕僚官至三品者已达22人，其中总督4人，巡抚7人，至于道府州县则难以统计。所以欧阳夫人曾有一句戏语说“我胯下出来的都是将军”，甚至在曾家当过差的下人也都成了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