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修身养性，内圣外王（8）

    其次，因时而变，实事求是的精神是推动他走上与学习西方相结合的基本因素。儒家的经世致用派一贯强调从实际出发，这种学风代代相传，成为这一流派的人物历来较有成就的重要原因。曾国藩继承这个传统，也一再强调“不说大话，不骛空名，不行驾空之事，不谈过高之理”，“禁大言以务实”。理学家们沉溺于心性之学，热衷于从考察思想动机中去鉴别君子与小人。而曾国藩对此做了重大的修正。他说：“恒言皆以分别君子小人为要，而鄙论则谓天下无一成不变之君子，无一成不变之小人。今日能知人，能晓事则为君子，明日不知人，不晓事即为小人。寅刻公正光明则为君子，卯刻偏私暧昧即为小人。”晓事、知人，这都是主客观密切结合的实践活动。这些活动不但有客观标准可寻，而且必须眼睛向下，虚心考察实际情况，从阅历中方能得之。他甚至直截了当地说：“不晓事则挟私固谬，秉公亦谬，小人固谬，君子亦谬。”把是否如实地认识客观事物作为判断是非的标准，对理学笼罩下的社会上层说来，这是非同小可的是非标准的变动。试想一想，醇亲王、倭仁之流完全可以标榜自己是秉公的君子，爱国的典范。倭仁至死仍在提醒皇帝“勿忘庚申之变”，即1860年英法联军占领北京之耻，但其对策却是“毋以诗书为迂阔”。要“非圣之书，屏而不读”。按照他们的思路，国家固然走不出困境，儒学亦必然继续在泥淖中打滚。曾国藩在君子小人的区分这一重大问题上做出新的概括，这既是对理学的勇敢挑战，也是为实事求是地体察国内外情况、汲取新知识、采取新措施祛障辟路。针对中国士大夫的思维特点，他特别强调不能迷信经籍。他说：“孟子曰‘尽信书不如无书’。君子之作事，既征诸古籍，诹诸人言，而又必慎思而明辨之，庶不致冒昧从事耳。”务实之意溢于言表。

    曾国藩还继承发扬了儒家思想中的主变因素。儒家有强烈的“率由旧章”的保守性格，亦有丰盛的变动不居的辩证法遗产。以曾国藩来说，直至18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