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戒骄戒躁，进退有方（5）

    适时则贵，失时则损

    曾国藩是晚清时期著名的理论家和实干家，他崇奉理学，却并不迂腐，他认为一种道理“适时则贵，失时则损”，并说“物穷则变自古然也”。处于两种文化的转型时期，曾国藩受到一系列事实的刺激，渐渐从内在融通两种文化，成为近代文化的积极倡导者。

    曾国藩早先也一心埋头圣人之道，对于海外四方的情形一无所知。先有鸦片之战，举国震惊，曾国藩开始对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有了最初步的认识。咸丰七年(1857)英法联军进逼北京，朝野有识人士才如梦如醒，认定国势已处于积弱之下，藩篱既撤，门户洞开，戈矛武器，远不及外人枪炮的锋利。

    曾国藩还认为，即使是人的一种思想、一种行为风格也是“适时则贵，失时则损”。比如他对于礼治和法治思想的运用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很多人知道曾国藩是申韩的门徒，主张严刑峻法，对官吏则力去腐糜之风，对民众则以严刑惩治奸蠹，以纠正世风。当年，曾国藩在湖南时，对于乡里的恶霸奸滑之人，就不曾手软过，重则处以斩枭，轻则立毙杖下，其他的人命不该死，关押起来也少不得挨鞭子，很多人死在牢里。当时的湖南乡民就送了曾国藩一个“曾剃头”的诨号。但是这也只是看到了曾国藩法治思想的一端，其实他对于思想教化的功用一向是放在法治之前来提出的，礼治在先，所以施用严法只是为了应付世风堕落积久之弊。只是到后来，由申韩而为老庄。在当时的曾国藩看来，针对腐巧没落的世风，主张严刑峻法就是一种“适时”。

    因此，曾国藩说，居家之道，治军之法，与人酬应之方，余亦皆无一定之风格。关键要看时机。

    骄则必败，恐是天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