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城内，却浮言四起，说由于曾国藩干预官府的兵权，才闹出事来，他是咎由自取。

    后来，曾国藩的部下王鑫闹分离的时候，骆秉章却乘机拉拢王鑫，这简直就是拆台了。但曾国藩逆来顺受，不与计较，并且一遇困难，还去屈求。

    曾国藩从衡州率军出征后，到达长沙，便因湘军粮饷和作战物资供应问题与骆秉章商量，请求湖南当局的支持。这次因为曾国藩提出要将湖南作为湘军的大本营，骆秉章等湖南官员认为支持湘军就是保卫湖南地方，因而表示同意。

    1854年，曾国藩又为胡林翼事去求骆秉章。胡林翼与曾国藩很早就有过密切的交往。当胡的父亲客死北京时，曾国藩曾以湖南同乡的身份前往吊唁，并亲送灵榇出城。胡林翼则将陶澍的著作《陶文毅公全集》回赠曾国藩，以表示谢意。

    胡林翼在守制结束之后，想出来继续做官，便于1846年由几个学生凑钱捐了个内阁中书，接着又捐升知府，分发贵州补用。按照清政府当时的规定，捐银得官，是可以选择任职地方的。朋友见他要到贵州贫瘠地方去，感到有些不解，便问他。他说：“天下官场，只有贵州州县官吏奉上以礼不以货。我此次得以复出，全是靠友人资助，我在得贫瘠之官缺，正可以保清白之风，而不致有负友人之希望。”他的这种做官态度，与曾国藩所提倡的“文官不爱财，武官不怕死”的精神，是基本相同的。

    胡林翼在贵州任知府和道员先后8年，因为镇压贵州东南地区的农民起义，由此“声誉鹊起”，知名于政界。他对绿营兵的**同样有很透彻的认识。他曾明确地指出：绿营兵确已**不堪，绝不能指望它在镇压农民起义之中发挥战斗力。清廷要想挽回与太平军作战的颓势，就必须改弦更张，大力编练勇营。他的认识与曾国藩的想法完全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