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三个人物正是哈耶克所批评的，这可能不是偶然的。1945年，他获得博士学位，他的博士论文题目是《景气循环和边际利润的波动》，是哈耶克建议，也是哈耶克指导的。这篇论文不但让蒋先生在1945年获得哲学博士学位，也以该年度最佳博士论文得到该校的“哈奇森银质奖章”。

    不过，蒋硕杰闻名国际的研究主题是货币领域，在这方面，蒋先生自己明言受罗伯森影响最深。

    1945年冬，蒋硕杰返回中国，任东北行辕经济委员会调查研究处处长。1947年执教于北京大学。翌年去台，在台湾大学执教。1949年赴美就任国际货币基金会研究员。1954年返台任“行政院”经济顾问。1958年当选“中央研究院”院士。

    自1954年至1960年，台湾当局根据蒋硕杰的建议，先是采用高利率政策以对抗通货膨胀，接着废除复式汇率，改采单一汇率，让新台币贬值到市场能够承受的价位。这样推动贸易自由化、鼓励出口、推进国内外工业合理分工的自由经济政策，奠定了台湾经济快速发展的基础。同与蒋先生担任经济顾问的邹至庄教授曾说，他们最为重要的贡献就是说服了当局采取市场经济的制度。

    1960年，蒋先生离开台湾任美国罗彻斯特大学教授，1969年转任美国康乃尔大学教授，1970—1971年出任台“行政院赋税改革委员会委员”。曾任英国牛津大学高级访问研究员。1976年任台“经济研究所所长”，1980年改任“中华经济研究院”院长，1963年以后，台湾的自由经济政策没有继续推动下去。蒋硕杰后来在台湾的岁月，地位虽然显赫，但内心的感受，他自己是用“苦寂”二字来形容的。

    1981年至1982年，台湾经济学界爆发著名的“蒋、王大战”，这是一次关于经济政策的知识大辩论。时任“中华经济研究院”院长的蒋硕杰主张利率自由化，并以市场决定的较高利率来抑制通货膨胀；任台大经济系教授的王作荣则强调低利率有利企业界的投资。双方各有支持者，在媒体辩论数月，充分引发知识分子与社会大众对经济研究的兴趣。在这里，蒋硕杰所坚持的依然是哈耶克的观念，终其一生，哈耶克都对通货膨胀保持戒心。1982年之后的台湾财经政策也更为确切地采取遵循自由化与国际化的大方向来进行。

    不过，蒋硕杰的思想并不是纯正哈耶克式的，比如，蒋的学术文章利用数理工具和图形，也较少有哲学层面的解析，这与哈耶克的作风截然不同。而且，在经济学思想方面，中年的蒋先生不乏凯恩斯主义的色彩，对自由市场也不是完全信服。这一点，台湾清华大学的黄春兴先生曾进行过一番细致的分析（黄春兴、干学平，《蒋硕杰对奥地利学派自由经济思想的最后认同》）。

    但到了晚年，蒋硕杰回归纯正的哈耶克思想，他不再将台湾的成功归功于政府的计划与指导，而归功于政府放宽外汇管制和台湾的企业家。蒋硕杰以更清楚的自由经济来定义被人普遍误解的“出口导向”发展战略：“真正意义是以自由贸易、自由竞争方式找出本国在国际间最有优势的生产事业，给以自由扩充的竞争环境，使之至海外市场尽可能地去发展，然后以其所赚得之外汇购进国内无生产优势而有劣势之产品……。这是我们在经济成长起步之时，首先极力提倡以开发对外贸易为推进经济起飞的动力的主因。此中道理，往往不为一般人所了解，而被扭曲为‘出口至上’、‘一切为出口’的政策了。”他甚至担心台湾的民主化可能损害自由经济，这也正是哈耶克着力解决的一个问题。

    在讲演之初，哈耶克说的英语还不错，并且颇有韵律似的。可是，哈耶克后来讲兴奋了，德语口音纷纷夺口而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