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买下几家最受孩子们喜爱的加工食品品牌，包括奥利奥饼干、瑞滋饼干（Ritz）和Life Savers糖果。如此一来，菲利浦·摩里斯生产的产品包括奥斯卡梅尔培根（Oscar Mayer）、波斯特（Post）麦片和费城奶油起司等，成为全球仅次于雀巢公司（Nestl*, Inc）的食品公司。

    行销诱发疾病

    我研究医疗产业后才发现，和大型跨国医疗公司的恶形恶状比起来，这些食品公司简直是小巫见大巫。我深刻体会认识到，经济学家有责任写文章宣导如何得到良好的医疗照顾和健康生活所需的食物。

    对于有志加入保健革命行列的企业家来说，认清今天医疗（也就是“疾病”）产业的运作模式也很重要。

    病人看病时，总认为医生会针对他们的病情开最好的药或给予最好的治疗，其实不然。就像胖子是食品公司的目标市场，医生则是医疗和制药公司的目标市场。病人所吃的药或接受的治疗，通常都是对厂商、保健公司，甚至医生本人最有利可图的治疗方式，未必是最好的医疗方式。美国各地医生对相同疾病开出的处方截然不同，完全取决于哪一家药厂在他们的区域有绝对的市场占有率。

    今天的医疗科技和药品可以说一日千里，往往医学院的学生还没毕业，原有的医学知识就已经过时落伍了。在现实生活中，执业医生是从一种称为“说明员”（detail person）的特殊销售员身上学得最新药物和治疗方式。所谓“说明员”就是“迷人、高薪年轻异性”的委婉代名词。“说明员”大方地送出免费试用品，并按照医生和其同仁指定该公司产品的金额多寡，提取一定的比例做为巨额回扣。医生和家人经常获邀出席高级餐厅、游轮和免税的观光旅游招待。他们在那里利用纳税人的钱“学习”新的产品。

    虽然全球各地处方药的药厂振振有辞地指出，药品价格昂贵是因为研发成本所费不赀，但实际上药厂的行销推广费用远高于研发成本。再者，药厂推出新药所需的研发费用，有一大部分来自联邦政府透过对大学、医学院和国家健康局（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的补助。

    一般病患所付出昂贵的处方药药价中包含了厂商的行销费用。厂商用这笔钱利诱医生在处方笺的格子勾上“DAW”——按所写配药（dispense as written），意思是说这帖处方要用比较贵的品牌药（brand drug），而不是其它90%处方常用的价格较低的学名药（generic drug）。药厂的利润通常来自过时的品牌药，这些都是病人多年前第一次发病时所开的，而后长期服用的药物。药厂绝不会主动告知客户和医生，市面上最新的改良新药，因为药厂担心病人要求医生更换处方内容时，会将现有的客户拱手让给竞争品牌。学名药有时候比品牌药更安全或更有效，因为学名药使用普遍，因此包含最新的改良配方。

    教育消费者如何正确服用处方药就蕴含庞大的商机：如何取得更有效、更便宜、副作用最少或三者兼具的不同处方药。

    近年来，药厂仿效食品公司聘请相同的广告公司，以形象广告直接诉求消费者。这些广告的处方药虽然只能依照医生的处方合法调配，但病人已经被直接洗脑，认为这种药品是救命仙药，而要求医生开“DAW”处方，如果医生拒绝，这些被洗脑的病人大不了找另一位愿意配合的医生。

    可悲的是，多数医生已经沦为大型跨国医疗公司的产品和劳务的“技术药剂师”，这些公司在利润和病人权益的天平上，总是利润至上。以上种种行为导致美国的药价节节升高，以致于每年约有22%的处方药是病人无力负担的。美国65岁以上老年人每个月要花300美元在处方药上，已经成为最大的个人开销，数百万人被迫在买食物或药物之间做抉择。一般保健给付看诊费，但通常不涵盖处方药。

    以上种种现象都是已开发国家医疗照护制度所面临两个难题的后遗症，这两个难题几乎都是经济面而非科学上的问题：

    一、对医疗提供者而言，生产消费者一生都需要的产品，比只使用一次的产品更有利可图。这代表研发经费将用在治疗病症而不是根治病因的产品。

    二、支付医疗费用的第三者——保险公司和真正付钱的雇主，和员工的健康没有长期的财务关系。几乎无须直接负担医疗费用，而且几乎所有预防疾病的费用（例如健身、维生素、营养补给品）都不在理赔范围内。

    正如我将在第六章中指出的，美国健康保险制度的付费方式设计不良，而且机能不够周延，整个制度可以说是劫贫济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