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沙·库阿特雷（以下简称库阿特雷）：

    下一局国际象棋与进行一场谈判究竟有哪些相似之处？两者又有何区别？特别是，在各种对战之中，如何把握好心理分寸呢？本书的两位作者阿那托里·卡尔波夫和让-弗朗索瓦·费黎宗之间旨在回答上述问题的5次对谈，绝对不是只对单一领域有所帮助。这首先是由于他们的经历、经验迥异以及个性截然不同；其次是他们对如何促成各种战术行动有着共同的看法；最后则由于他们两人都侧重于用计而非用力。

    阿那托里，你的个人经历可以算得上一部小说了！

    阿那托里·卡尔波夫（以下简称卡尔波夫）：

    是的，我孩提时就开始下国际象棋。最初是和我父亲下，而后和朋友们下—他们通常都比我大上四五岁。一开始，我可从未想过当世界冠军这回事，而只是喜欢下棋，我一下起棋来就废寝忘食、没日没夜。我小时侯得到的第一本书就是关于国际象棋的，那是古巴国际象棋大师卡帕布兰卡 ① 写的国际象棋入门书，那会儿我才8岁。可那时我已是二级运动员，实力也已接近一级。现在说起来可能会觉得稀奇，但1959年在我住的城市兹拉托乌斯特，找本书相当困难，特别是关于国际象棋的书就更难了。

    库阿特雷：

    那会儿正是实行新经济政策时期嘛……

    卡尔波夫：

    对，那会儿正在实行新经济政策。为找几本国际象棋的书，得跑到南乌拉尔省的省会车里雅宾斯克去。而书店的进货总是像打点滴般缓慢，找书的人之多也使书店永远缺货。

    9岁时，我已是兹拉托乌斯特的最佳选手，我被保送进波维尼克 ② 专业棋校。那时我常常通宵下棋至早晨7点，然后上午10点又活蹦乱跳地去上课了。当时在该校注册的7个学生都比我年龄大，而我无可争议的是这几人当中最有决断力和最有活力的人。

    我第一次出国是在1966年，那时我15岁，当时是去参加在瑞典举办的一次国际象棋赛，有好几人和我同行。同年稍晚些时候，我独自一人去荷兰的格罗宁根参赛。我当时只勉强会几句英文，那笑话可闹大了。那会儿可不是随随便便就能出国，得先经过体育部和规划署批准，然后发给我签好证的护照和由一家苏联银行开出的旅行支票。可是后来到了荷兰，谁都不接受这种支票，最后在极偶然之中发现了荷兰惟一一家接受苏联支票的银行才算兑换成功。随后我登上莫斯科到伦敦的火车，并在中转站阿默斯福特换车，可是该换哪次呢？任何地方都找不到“格罗宁根”的字样，我一个人绝望地站在站台上。后来有人把我领上一列车并告诉我“在兹沃勒换车”，结果到了兹沃勒换车时，我和上一站一样又傻眼了……哎！后来我总算找到了去正确方向的站台。

    库阿特雷：

    你当时是怎么争取到世界锦标赛参赛资格的呢？

    卡尔波夫：

    这可并不是一帆风顺的。那时苏联有很多国际象棋高手，所以新秀们的机会不多。我这样一个从外地来的人没有任何关系可供借力，所以只能从晋级国际象棋手资格开始。1968年我17岁时，进入了莫斯科大学，1969年在那里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