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是我的第一个老师，家乡广安是我的第一个课堂。

    所以我始终是一个传统的中国人。

    照此做人，注定成功；开拓事业，就必须创新。

    我的出身是世代农民家庭，从小受的是传统农民的教育和影响，这种农民观念，注定要影响我一生。但我不能完全被其束缚和限制，尤其在开拓事业上。

    父亲刘凡元，在土地上辛辛苦苦地劳动一辈子，一直到1989年走完了他61年的路。他对农活样样精通，一生勤劳节俭。不管他怎样地勤巴苦作，还很难求得温饱。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是翻身农民，分得了土地，农村土地改革、合作化运动、人民公社化……他像大多数农民一样，每次都是积极分子。由于农业生产力低下，他苦苦耕耘了几十年，仍然无法抵抗天灾**，不能改变贫穷面貌。人民公社吃集体食堂，他患了浮肿病，险些丧命；1976年广安大灾荒，他又一次被死神召唤……他活了下来但留下了病根，最终死于癌症。

    作为传统农民的父亲，他对我们的教育也是传统的，包括“黄荆条子出好人”、“不打不成材”等等，我便是在父亲的这种严厉教育下度过的童年。父亲是“我的大学”的第一位教师。

    由于我生活在传统的农民中间，懂得他们是按“耳听为虚，眼见为实”的原则对待事物的“亲见主义者”，对他们说得再多再好，不如一个具体的实际行动，这种观念对我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我从小就讲实在和实干。这种实在、实干，使我一生受益，我的事业正是实干出来的。我相信，现在家乡的父老兄弟看得起我，并不光是因为我捐钱为家乡修路，盖学校，而是看重我的人品，尤其是我讲实在，试想：如果我出走广东后，一走了之，不把债还清，人们将对我怎样看？恐怕怎么解释也是无济于事的。

    为了时刻提醒自己，也为了教育我公司的员工、有志气、讲实干，我特地请人写了一幅古语条幅，挂在我的办公室：“有志者，事竟成；锲而不舍，金石可镂。”

    记者、作家们采访我时，常问我：“企业精神是什么？”我还没来得及把我公司的“企业精神”正式提出来，我还在酝酿、琢磨，希望更完整、确切，更符合实际。但上面这几句话，是我对自己和对员工的希望和要求。

    从社会实践──“我的大学”里，我学会了我性格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忍耐！

    在我开始砖瓦窑上繁重的体力劳动时，年纪还小，身体也瘦弱，别的孩子在那种年龄，正背着书包上学，甚至还在爹娘面前撒娇呢！我不仅要忍受体力上的劳累，还要忍受精神上思念家乡和亲人的苦痛，我想哭都得背着人，一个人偷偷地落泪。这对一个少年，是需要很大的忍耐力和控制自己感情的能力的，我做到了。

    在我流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