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攻读两个学院的项目，所以我必须同时选修两个学院的课，而第一学期我的必修课就有三门，两门法学院的，一门肯尼迪学院的。学校有规定，每个学生一学期最少上两门课，最多上六门课，一般辅导员都推荐上四门课。其实，这种课业负担量是很合理的，既考虑到了学生的承受能力，又兼顾了学分要求。

    在哈佛要想修好一门课是非常不容易的，作业负担量大，课堂参与要求高，评分等级严格，教授不会轻易让学生过关的。在人数少的班里，“A”只能给头名状元；在人数多的班里，能得“A”的学生不会超过5%。我当时的想法是，既然来到哈佛，就要真正学些东西，绝不能瞎混，浪得虚名。另外，经济账也不能不算，选六门课的单位成本要比选四门课降低33%。我毫不犹豫，在法学院选了会计学、联邦个人所得税、增值税和税收管理学，在肯尼迪学院选了微观经济学和国际资本市场，共六门课。

    真是很累。从周一到周五，每天都有课，最忙的一天从早上八点半上到下午五点，上四门课。有的时候中午没有工夫吃饭，只能在课间喝杯水，吃点儿饼干充饥，一天下来，精疲力尽。回到宿舍，简单吃点儿饭，然后又背着书包到图书馆看书，一看就是半夜12点，等到图书馆关门后再回家。

    美国的授课方式以启发式为主，很少有灌输式的。所以必须在课前做好预习，否则到课上很难有所收获。尤其在法学院，课堂上讲的都是复杂的法庭案例分析，中间夹杂着大量的法理、传统习俗和以往惯例。老师的假设是学生们已经熟读了所有背景资料，对课上要讲的案例都有基本理解，因此授课时一般不会重复书本上已经有的内容，而是加入课本上没有的内容，启发学生更深入的思考。所以，如果想偷懒，不事先预习，光凭课上听老师的就想学到知识是不可能的。每门课的作业量很大，有的课平均每两节就有一次习题作业，有的课要求不时地写小论文。两个学院有不同的学期时间安排，法学院没有期中考试，它的大部分课比肯尼迪学院提早半个月结束；而肯尼迪学院有期中考试，但期末考试又比法学院推迟半个月。所以，我几乎没有喘息的机会，一面要应付这边的考试，一面又不能落下那边的课；刚考完肯尼迪学院的期中考试，又要准备法学院的期末考试，好不容易考完了，又迎来了肯尼迪学院的期末考试。

    只有拼搏。我的每一分钟都是掰着手指头计算着过来的。预习、上课、做作业，预习、上课、做作业，预习、上课、做作业……印象最深的感受就是睡眠不足。原来在国内，每天要睡八个小时，中午有时还可以再休息一小会儿。可现在每天只睡四、五个小时，实在太困了，就在书桌上趴着闭一会儿眼睛，再用凉水洗洗脸，继续看书。虽然宿舍就在校园里，可为了能集中精力，几乎把所有睁着眼睛的时间都花在了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