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草根经济”到“森林经济”——浙江民营企业“新射雕记”

    一进入２００４年，浙江的民营企业家们已然感到政府对他们的推力。

    于２００４年１月１日开始实施的《浙江省民间投资登记备案管理办法》将为浙江民营企业发展释放更大的空间。为实现“浙江民营经济的再次飞跃”，浙江正在酝酿一场“民营经济破局”。

    1．

    居安思危

    “‘二次飞跃’是浙江经济发展新阶段的必然要求，更是增强浙商竞争力的迫切需要！”２００３年１２月１３日，在由浙江省政府举办的“首届浙江民营企业峰会”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成思危一针见血地指出，浙江民营经济要保持国内领先地位，必须突破若干发展瓶颈。

    浙江民营经济确实是领先的。到2003年第三季度，该省私营企业总数首次突破３０万家大关，个私经济创造的总产值达２１４６．３５亿元，销售总额或营业收入１７２３．６３亿元，个私经济各项指标都有较大幅度的增长。２００２年，浙江省个私经济总产值、销售总额、社会消费品零售额、出口创汇额、全国民营企业５００强户数等５项最能反映民营经济运行质量的指标均位居全国第一。

    但危机也伴随发展而来。出于对市场的考虑，５年前随着浙江各地工业用地价格上升，各种交易成本高企，宁波杉杉、温州均瑶、华车电器、凯泉泵业等行业龙头企业，纷纷将总部迁至上海。

    ２００３年９月，台州市６０多家销售额１亿元以上的企业，集体筹划把研发机构搬到上海，更多的中小型民企也选择跳出浙江，到全国各地谋求发展空间。

    温州企业生产和经营的灯饰原本都属于三低产品，即低档次、低成本、低售价，因此在产业面临升级之时，缺少完整的产业配套和领先技术，于是温州该行业企业纷纷南下，把公司迁往广东中山。

    “在技术支持、信息供给和政府服务等方面，温州要逊于广东中山。”温州某灯具公司负责人裘先生毫不客气地说，他的企业在温州已经遇到了发展瓶颈。

    “早年浙江民营经济的快速发展主要得益于机制优势——市场的机制（宽松的市场环境）和企业的机制（灵活的决策和分配机制）。”华立集团董事局主席汪力成概括说。的确，当时在全国民营经济尚朦胧的时候，以“块状经济体”为主体的经济模式产生了积聚效应，再加上遍布全国的销售网络，这一切使浙江民企占尽先机。

    但已经抢得先机的浙江民企们发现，在国家对民营经济从政策支持转向制度保障的大背景下，浙江民企生存的市场机制环境优势正逐渐消失。

    2．

    民企与政府角色重定位

    在国家制度层面上，据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中小企业司司长苏波透露，尚在制定中的《关于民营经济发展的若干建议》将在市场准入、民企融资、民企权益保护、民企监督管理等方面引导整个社会支持民营经济的发展，同时将进一步放宽民营企业的市场准入。目前，正在对原先各部委制定的民营企业进入的限制性文件进行清理。

    可以预见的趋势是：全国各地民营经济的此起彼伏将是一个浪潮。而浙江民营经济的成本优势日渐远去的时候，他们自身长期“重机制，轻管理”的做法则严重束缚了企业的进一步发展，成了浙江民企再腾飞普遍遇到的问题。

    长期关注浙商动态的经济学者钟朋荣认为，浙江民营企业家的企业运作模式，还处于模仿期，不会创新，他们中７０％以上只有初中以下学历，且以家族制为主体。

    浙江民企的产业大多层次较低，也很少涉足高新技术行业且规模偏小，这样的企业形态在同一市场机制中自然难以长久取胜。

    “产权制度固然很重要，但是与企业发展并不是正比关系，这几年肯定有大量的民营企业倒闭。”汪力成认为，浙江民营经济当前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市场制度创新和企业自身的管理创新问题”。汪力成还认为，发展现代制造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