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全工作。他和GE的一位科学家史蒂夫·汉密尔顿（Steve Hamilton）博士知道，批评家们对GE资助的研究还抱有怀疑态度。于是他们成立了一个咨询委员会，对金布罗项目和其他研究进行平行审查。该委员会由美国政府和学术研究人员组成，由国家癌症学院的前任院长阿瑟·厄普顿（Arthur Upton）博士领导。

    金布罗研究了1946~1977年期间在哈得孙瀑布和爱德华堡的两家GE生产厂工作的几乎所有雇员。我们聘请了私人侦探，通过工资记录和过去的电话号码簿对其中的一些工人进行跟踪调查，还检查了死亡证明书。调查研究涉及的过去和现在的员工总数约7 705人。

    1999年，金布罗博士提交了一份惊人的报告。因各种癌症而死亡的GE工厂员工比率相等于或远低于总人口和当地人口的相应死亡率。

    在做出最后决定之前，作为对金布罗研究工作的审查，环境保护署请南加利福尼亚大学诺里斯综合癌症中心的一位流行病学家发表意见。在他写给环境保护署风险方法组负责人的信中，托马斯·麦克（Thomas Mack）博士是这么说的：“我发现金布罗的报告结构组织得很好，分析很恰当，解释得也很不错。跟踪调查工作是完整的……我的结论是，报告中的总结是合理的。我认为，降低PCB的优先级别是适宜的。”

    我们是在一次根据“信息自由”法提出请求后，从环境保护署文件档案中才知道麦克的观点的。他的最后一句话表露了他的心迹：“我相信这对你不是十分有用，但是，我只能做到这些。”

    我怀疑，如果我们没有运用法律手段从环境保护署那里把这封信挖出来的话，它是否能够重见天日。

    在这场旷日持久的辩论中，GE被描述成自哈得孙瀑布和爱德华堡生产厂向哈得孙河“倾倒”PCB的不负责任的大公司。

    事实是，我们从来没有“倾倒”过PCB。PCB的应用是由消防和建筑规范决定的，因为PCB解决了长期存在于电气设备中的问题。过去使用的绝缘材料容易失火，可能会引起爆炸，而PCB被认为是一种救命的化学物质。纽约州批准了我们的PCB排放，并因此签发了许可证。

    我们的批评家们在把PCB用做攻击的靶子时，又是怎么说我们的呢？

    首先，他们说GE的“超级基金”场地比任何其他公司都要多（1980年，国会通过了一项法律，要处理过去存放垃圾的场地。该法律被称为超级基金法案）。言下之意是，我们做错了什么事。这种场地我们的确有很多，确切地说是85处。但是，这个数字代表的是我们悠久的历史和庞大的规模。GE创建于1892年，我们拥有的工厂和工厂坐落的城市数量比世界上任何一家公司都要多。我们像大多数其他公司一样，合法地处理我们的垃圾，需要时均获得了政府的许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