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凯达又旋风似的来到中国。这里有着柯达难以割舍的利益和期望。我们可以将邓凯达的心态视为一个在WTO关口、在前期对中国做出巨额投资的跨国公司对中国的典型心态：在过去与未来之间寻找一些确定的联系，调试钟摆，跟上中国的变局。

    2002年6月10日，CEO邓凯达一行也“西进”山城重庆，与在此等候的“二区”总经理孟宪光及其团队汇合。

    6月11日上午，跳动的喷泉、满目的鲜花，在用花岗石铺就的人民广场上，柯达的黄色遮阳伞分外显眼。广场背后的重庆人民大礼堂，像北京的天坛那样金碧辉煌。一幅巨大的照片悬挂在广场的一个舞台上，背景是紧紧融在一起的美国曼哈顿大都会和长江畔的山城重庆。

    邓凯达代表柯达将125万元人民币的教育基金捐赠给重庆市政府，黄奇帆作为副市长、市委常委代表重庆市接受了这笔用于培养城市建设人才的基金。

    黄奇帆刚刚从上海市被调到中国最新的直辖市重庆，成为主管交通等的副市长。在上海，他曾是市政府副秘书长和经济委员会主任。黄奇帆在上海时就有“能人”之称，在投融资方面取得了不菲成就，与跨国公司交往的经验很深。人们心里都明白，这种跨度巨大的干部任命，同样是这个国家“西部大开发”的一个策略。黄奇帆一到重庆就语出惊人，“重庆是10年前的上海”。这是一个雄心勃勃的提法，几乎是对重庆未来最有标志性的确认。重庆想成为 “西部的上海”。叶莺布置的舞台背景，深合东道主的心意。而柯达捐赠的教育基金，就来得更是时候。

    黄奇帆在上海就因为柯达与海鸥数码合资谈判，与叶莺这些柯达中国的领导层有很深的交道。如今，在西部的重镇，他与柯达再次握手。同样，柯达善于与地方政府合作的政经哲学也延伸到了“西部”。

    捐赠仪式后，CEO邓凯达偕同其在中国的领导班底—柯达亚太区主席安瑞、副主席叶莺，随即召开了记者招待会，宣称对于中国的“西部大开发”国策相当振奋，并正式宣布柯达“西进”的战略。“二区”总经理孟宪光才浮出水面，柯达“西进”战略中的“相机播种计划”和“照相馆计划”第一次为媒体所注意。此时，2001年以来特别关注柯达在华动向的媒体，才突然顿有所悟。

    时针指向2001年，这家胶卷巨头在中国的一举一动，都分外引人注目。原因非常简单，当年震惊中外的“98协议”进入到最后的期限，2001年12月31日是4年过渡保护期的最后时刻，柯达在中国将何去何从？在中国市场的“红黄绿”三国演义走向何方，再次成为媒体和人们注意的焦点。

    2001年夏，CEO邓凯达抵达上海，拉开了其在华让人眼花缭乱的穿梭访问。中国南方和北方的媒体，一齐用一个尖锐的问题将他包围：柯达与中国政府签署的排他性“98协议”即将到期，柯达在中国下一步怎么办？

    邓凯达在上海以“以变应变”拉开幕布，人们已经看到了柯达在华突然加速数码的扩张战略，但柯达“西进”并不显山露水。即使CEO邓凯达在当年冬天再次来华，连续在西安和成都捐赠15万美元的教育和旅游基金后，媒体都没有产生足够的联想。如今，随着CEO邓凯达赶到重庆，柯达宣布“西进”，整个谜底似乎都浮出了水面。

    但这样的一波三折，依旧不能将当时这家跨国公司在华所面对的戏剧性局面完全展现出来。

    最关键的一个背景是，当年叶莺与邓凯达之间的一个“大赌”进入了最后关头。“98协议”所规定的4年保护期，是否在最后的时刻被突破？

    在全行业合资谈判时，柯达的管理层就有一个担忧，如果中国政府不遵守自己关于4年过渡保护期的承诺，怎么办？邓凯达当时是柯达的首席运营官，就当面提出过这样的疑问。叶莺直率回答：肯定不会，因为朱基他们是硬汉子，他们被日本人“卡”了一下后，绝不会回头。双方为此赌了一笔数额不大的“赌”金。

    的确，“老对手”富士不可能不对柯达“98协议”构筑的中国壁垒没有想法。关于富士，当时一种流行的说法是，几年来富士在中国市场和柯达的竞争中节节败退、丧师失地，市场份额从70%一路下滑到30%左右。富士一贯不显山不露水地行动，但一旦出手，却处处致命。当时看来，富士对中国市场的战略安排一刻都没有放松： 2001年4月，富士在苏州成立合资公司生产数码相机，并拿到在中国的内销权，这比柯达与海鸥合资数码更快；富士在数码影像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