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最困难的还在后面。

    在1997年早春，庞大的“七计划”受到阻击，在海外兵团抢购中国的舆论中，柯达的面目一度像曾经“水淹七军”的可乐那样“狰狞”。“我可以告诉大家一个故事，就是当年我会见柯达公司的裴学德，请他的柯达公司到中国来合作的时候，我曾经被人称为卖国贼。但是经过这两年柯达公司进入中国大量投资，促进了中国的胶片工业发展，因此，那位叫我卖国贼的人已经在最近对我讲—他以前错了。我相信今后，我不会再被称为卖国贼了。所以我认为这种让步，对于中美两国都是有利的。外国企业，包括柯达公司向中国政府交税的记录比我们的国有企业好得多……我相信只有通过竞争才能使我们国有企业办好。”事隔多年后，朱基在1999年4月13日纽约美中贸易委员会晚宴上的讲话，实际印证了当年他被骂为“卖国贼”的尴尬。

    柯达CEO裴学德在罗切斯特也遭到诘问。

    柯达怎么能进入中国大投资呢？那个国家不是有可怕的文化大革命……对，还有**事件……听说，法律极不完善……这些关于中国的旧印象，让柯达内部很多人反对裴学德精心酝酿的中国计划。

    柯达董事会也有不同的声音，因为全行业合资计划承诺在中国的投资，是柯达在海外的最大投资。这么大的投资如果遇到**，怎么办？如何把项目收回？而目前变来变去的谈判结果，似乎正好呼应了反对者的担心。

    在柯达的管理层也有一个担忧，如果中国政府不遵守自己关于过渡期保护的承诺，怎么办？在罗切斯特，人高马大的邓凯达异常直率地问道：“我12亿美元的投资上午签下，如果中国政府下午就让其他人进来，怎么办？”邓凯达所说的其他人实际指的就是老对手富士。邓凯达当时是柯达的首席运营官（COO），是CEO裴学德的接班人。这并不是说邓凯达对于柯达巨额投资中国怀有保守的看法，而是一些跨国公司在中国签约的前车之鉴，让邓凯达有些不能确信。

    叶莺也异常直率地回答：绝不可能！

    邓凯达与叶莺为此打赌的一幕，外人看来很像是“好笑的喜剧”，实际上这是一个很严肃的大问题：这难道真是一场豪赌？

    在1997年早春，邓小平的去世，叶莺心中自有一份哀伤。18年并没有抹去当年那份发自心底的激动。她仿佛依旧能感受到当年与邓小平第一次握手时的感觉，一双有力量的手，一双炯炯有神的眼睛，举手投足间都有一份大国领袖非凡的自信……后来，这双手变成朱

    基……叶莺确信这些人物都是改变中国命运的人物。

    叶莺没有退缩。她敏感地意识到，柯达与中国胶卷工业陷入危机的国企合资，是各取所需，但契合当代中国经济变革的核心问题，与朱基正在推动的国企改革精神相通。国企改革是中国政治领导人不得不长期面对的棘手问题，而且并不容易解决。

    叶莺完全把握了自己的角色：“做一个桥，间于东西方感情与理智之间，取一个共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