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几乎不怎么到科科伦－西莫内公司的办公室来了，除了来签支票。他加班的次数更多了，经常见他的那些木工、管工和电工，但是他总能及时回到家里，亲吻他的女儿和道晚安。一个星期二的晚上，雷6:30就早早回到了家，不同寻常，我正在厨房里，把面条从炉子上端下来。

    “我有事情要和你说，”他表情严肃地对我说。

    “说吧，”我把面条倒进了过滤器里。

    “我想和蒂娜结婚。”我的手不听使唤，把面条泼进了下水道。

    “蒂娜？蒂娜！我的秘书？”我结结巴巴地说道，“我……我不明白。”

    他把重心移到另一只脚上，把双手插进了兜里。“我想你该开始为自己找一套公寓或是其他什么房子了，”他接着说道，“但是用不着赶时间。”

    “我只需要五分钟。”我只能说出了这句话。

    第二天早晨，我抬不起头来，我的脚也难以在我的朋友凯瑟琳的沙发旁边的小地毯上站起来。我的自尊心让我难以给妈妈打电话，告诉她她所预言的一切都是正确的。我在一生中第一次打电话请病假。

    我盘算着自己在没有雷的情况下的价值，回忆了我们去年在一起的情景的全部细节，寻找能让我了解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的任何蛛丝马迹。我义愤填膺，我恨蒂娜，我恨雷，但是，我最恨的是我自己。

    几天之后，凯瑟琳走到沙发前，手里拿着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