衫，戴着飞行员护目镜，身体周围用硬纸板做了一架飞机。他手里还拿着一只轰隆隆放着“顶级武器”里的音乐的盒子。斯科特·斯麦德，我们都叫他蜘蛛侠，穿着蜘蛛侠化装服。

    新队员们喝了几杯啤酒后（要是他们想的话，这可以平静一下他们的紧张心情），我们奇特的游行队伍便朝下沉广场出发了。艾迪是名盲人新队员，他在高中也摔过跤。他有惊人的记忆力，背得出沃伦·G和斯努普·多戈的唱片里的歌曲。一名高年级队员和他一起盘腿坐在广场中央。他吟唱着说唱歌曲，身穿大袍，头戴穆斯林头巾，身边放着红头的盲人手杖。我很害羞，不敢去找女生要她们的电话号码，于是几个高年级队员喝过了啤酒壮着胆帮我完成了任务。两名轻量级新队员，凯文和丹，穿着弹力短裤，在下沉广场中央进行“世界系列空中转体斤斗”比赛。他们的身材非常棒，肱三头肌很结实，看上去就像是小型版本的世界摔跤联合会的摔跤手。罗伯用他的摄像机把所有的都录了下来。

    我们吸引了一大群人观看，最后连警察都出动了，驱散聚拢来的好几百人。我们队长领着我们回到宿舍，在那儿我们看了罗伯拍的录像，笑着我们自己。

    季前训练一结束，我每天在摔跤室大约要花三个小时训练。我是惟一的女性，也是摔跤队历史上第一个女队员。我在这个都是男人的空间待的时间要比我上的任何课程花的时间或者所有我上的课程花的时间加起来还多，比我跟任何一个朋友待在一起的时间还多。

    这个经历是一次旅行，在这次旅行中，我学会了重新把我所感觉到的身体和声音的脱离连接起来，跟男性的身体和声音连接起来。这个故事中大部分行为都发生在心理深处。但是我在搬走那些高山，那些代表我跟别人建立关系的方式的大山。

    哈佛摔跤房是个红色的子宫一般的怪怪的地方，地板和墙壁鲜红如血，柔软而有保护性，如同羊水。墙壁对着墙壁，地板是块厚厚的有弹力的鲜红垫子。墙壁也包上了红色的垫子，以保护被摔上去的队员的身体。室内保持温暖，有些日子甚至达到华氏九十度，以促进队员出汗。这个子宫样的空间滋养着、包容着一队人的成长。

    房间的一侧有高大的窗户。白天，太阳照进来，在垫子上映上了拉长的正方形。灰尘和毛发在空气中闪耀着，慢慢地飘落下来，掉到红色的海绵地面上。那些缓慢移动的尘埃和无精打采的阳光跟摔跤队员们激烈的运动和叫喊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一根根懒懒浮动着的灰尘被快速运动着的一只手臂、一条腿、一个身体突过。在阳光明媚的星期六上午，阳光让我们平静、有个好心情，即便我们汗流浃背、呼吸加快。

    窗户对面的墙壁上用厚实的红色字母写着这样一条口号：“哈佛摔跤：获取胜利的权力从这里开始”。垫子上方的墙壁上贴着一圈排着队不穿衬衫的坚毅男子的黑白照片。上面有哈佛摔跤队的一年一张的照片。这间摔跤房反映了一种男性传统，甚至连红色垫子都在激发着雄性的进攻性。它把摔跤运动员们浸润在一个鼓励他们“成为男人”、不畏痛苦、赢、赢、总是努力去赢的传统里。这些理念被建造进了哈佛摔跤房；它们在墙上沸腾着。

    训练是我每天最具挑战性的部分，而且经常是最开心最满足的部分。

    在这间房里，我感到没有了那通常的二分法：心灵——身体，男人——女人，内部——外部。我在低年级参加摔跤的同时，我也在教育学院选了一门心理学课程，课程名称叫“心理的极端地图”，由著名的教育和妇女心理理论家卡罗尔·吉利根教授。我在课堂上学到的理论似乎跟摔跤的心理过程相呼应。卡罗尔的新心理学理论是要把每一个两重性的两半放回到两者的关系里，把身体与思想联合起来，在男人和女人的区分上架起一座桥梁。

    刚开始时，要坚持我自己的权力并跟教练和队友沟通使我很痛苦。我跟他们处得很好，但是还有很多我们没有谈论过。我进入摔跤房时，我遵循了低级组和高级组人之间接触的规则。我不跟人对视，穿鞋时看着我的鞋子。我等着别人来跟我说话，听着男生们的玩笑逗乐时保持安静。我微笑着，但不加入进去。我不觉得有任何重要或者相关的东西要说，因而我保持沉默。

    季中的一个星期二，没有人跟我摔跤。“教练……我不想打扰你，可是那些轻量级队员一个也没来。”

    他微笑着说：“他们中三个刚被送去医生那儿去治疗疱疹，一种皮肤感染。”

    “噢。”我说道。

    “也许你也应该去检查一下。去让凯特给你检查一下。”

    凯特是我们的教练员。她给我检查了一下，没有出疹子，只有光滑的皮肤。第二天上午在心理学课上，我碰了碰我的下巴，某个点上的皮肤化开去，裂了开来。我感到那下面有血和脓液。随着我轻柔地抚摩着皮肤，血管前后移动着。头有过几次冲撞，太阳穴上被拍到几回——有几次，我把对手的手指从我脖子上拉开时，额头会撞到垫子上——把皮肤擦伤得又薄又红。就是这里，磨薄的皮肤裂开了，疱疹病毒趁机进入。

    那天深夜，我脸上有几处开始脱皮，脓包长成了硬硬的小山一样，我通常挤推张三或李四的脖子和肩膀的身体部位上的敏感皮肤上长出了一片片盲文一样粗糙的疹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