拱形天花板上雕刻着真理格言，枝形吊灯跟巨大的麋鹿角一起悬挂在那儿。很壮观的情景，然而那天花板似乎离四十英尺下面在餐桌旁用餐的哈佛新生很远。这里是新生联合楼，就在哈佛园旁边，所有的一年级学生都在这里享用一日三餐。

    联合楼跟哈佛校园里的大多数建筑一样雄伟、简朴。墙壁上贴着装饰华丽的深色木板，上面挂着巨大的画像。画像里的人都是尊贵的殖民时期男性，他们身着燕尾服，不苟言笑。那些在谈笑着的十八岁学子似乎跟这个氛围格格不入。按照有关哈佛的知识，一年级学生最困难的挑战是把一块白脱粘上联合楼的天花板。这很不容易，然而天花板上早已粘上了许多片白脱了。抬头往上，你可以看见它们，一块块小小的黄黄的，沾在有乌木黑点的木头上。人们做了各种各样的尝试，从弹皮弓到把调羹当作弹射器用。多数努力付诸乌有，因而要是突然看见一块黄色的白脱斑点掉在你的食物上或者在你头发里摸到，那是毫不让人吃惊的。

    联合楼里供应的食品非常丰富：一个满满的色拉吧，素食或者肉食的主菜，不同的甜品，包括每天的冰淇淋，花生酱果冻三明治的配料，以及你想要喝的任何饮料，从咖啡到苏打汽水，或者任何种类的果汁。我们甚至任何一餐都可以吃麦片——那里至少有二十种不同的麦片。

    几乎每个人都抱怨食物不好，也许仅仅是为了有点什么东西可谈论，或者也许因为他们厌烦了每天相同的食物选择，或者那儿的饭菜没有他们妈妈做得好。但对我来说，这么丰盛的食品令我惊讶不已。别人抱怨时，我会回想起我朋友戴夫那年早些时候对我说的话。戴夫是我在昆西高中时的一个滑板朋友。他穿着像袋子一样的衣服，把他因吃素而骨瘦如柴的身体藏了起来。他穿肥大的裤子，裤管那儿张开着，使他看上去像个三角形。他留着脏兮兮的绿色莫霍克印第安人头，穿着鼻环，戴着用胶布粘起来的宽边眼镜。他不是那种我高中的老师希望我交朋友的人，但他是值得我一点信赖的人。

    我们刚刚从他家滑了三英里路到我家，我提出请他吃点什么，告诉他我们只有百吉饼可吃，而且只有花生酱蘸。“听起来不错。”他边说道，边意味深长地一口咬了下去。

    他品尝着满口的花生酱，边想着什么。他说：“你去上了哈佛后不会忘了我吧？”

    “我当然不会，戴夫。”我微笑着说道，有点好笑，因为他是那样的诚恳。而且我确实没有忘记他。

    他朝我摇摇头，针对哈佛学生，说道：“他们像是花花公子，‘我的第二辆劳斯莱斯坏了，真不爽。’那怎么能跟这样的话比呢：‘除了花生酱和百吉饼，我家里已经两个星期没有别的东西吃了。’”我明白他在说些什么，因为我们都是来自情况相似的家，那种我觉得最舒适的家。在那样的家里，没有一样家具是般配的，窗帘跟沙发碰撞着，每一样东西都显得有点脏和破，但很舒适。那种昏暗拥挤的地方，天花板不高，窗户也不大。那种厨房里除了花生酱和百吉饼什么吃的都没有的地方。那种我总是感到像家的地方。

    我坐在联合楼里，听着别人对食物的抱怨，我的脑子里会闪出这些思绪。

    一天在联合楼里，我坐在那儿，身边围着朋友们，玛吉从口袋里拿出一罐蜂蜜来。“尝一点，”她对我说，“这是很特别的蜂蜜。我老爸寄来的。”标签上说这是蓝莓蜂蜜。它来自那些只从蓝莓花上采蜜的蜜蜂。特别的蜜蜂，选择花采蜜，而且不是那种普通的田野三叶草。很纯很甜可能很贵的蜂蜜。我从没听说这种蜂蜜。“它吃起来真的更好吗？”我好奇地问。我朋友解释说有一个农场，农场里有蓝莓林子。我开了一个关于精英蜂蜜的玩笑，可是只得到了朋友的白眼。我的话里有一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