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大多数一年级新生一样，我室友中有四个有自己的电脑。玛吉没有，尽管她父母可以很容易地买一台给她。这让没有电脑的我感觉好了一点。科学中心有一个很大的计算机实验室，通宵开放，于是玛吉和我许多个夜间都去那儿打我们的论文。

    我也没有买所有必读的书，大多数学生都买了。学生互助会开的价格出奇的高，小的平装书要二十块，大些的要四十块。我读的有些课要有十几本必读书。我没有买，而是从韦德纳图书馆查阅或借，或者复印我需要的那些章节。

    夏天里，哈佛大学校长尼尔·卢登斯汀曾经给所有的新生寄过一份必读书书目，包括他关于多元化的演讲。他提到了种族、民族、政治和性取向以及身体的残疾——它们对学生身体结构的影响。他没有写到像我这样对中产阶级文化很陌生的人在大学环境里会感到多么孤立。

    第一周里，我们去听了很多有关多元化的新生入学介绍课。在一次这样的课上，讲课人要听众中来自工人阶层背景的学生举手。我从学生们头上看过去，看见有七个人举手，其中一只手还是我的。两百名哈佛学生中只有七个来自工人阶层家庭。妈妈和我甚至还不是工人阶层：我们是属于救济阶层的。在新生入学周里，我认识了许多学生，他们的家长或者拥有很多公司，或者是百万富翁，或者是其他优秀大学的教授。了解到在我自己的世界竟然存在这样的人，这对我是个巨大冲击。

    有些学生的母亲、父亲和兄长曾经都毕业于哈佛。对他们而言，大学不过意味着在哈佛和耶鲁之间作个选择而已。一名同班同学的父母给哈佛大学捐款一百万元，那差不多是三十名学生的学费。另一名同学房间里满是名牌服装和贵重的进口电子用品，像一只日本产的价值三百美元的折叠式手机等。这还是在任何人都拥有手机之前，那是我有生以来看到的第一只手机。

    在新生入学周，我们还和自己所在的学监小组开了一个有关多元化的会议。所有韦尔德楼我们一层的学生都去了。我们到一个小会议室开会。一名受人尊敬的非洲裔美国牧师身穿西装打着领带，他是神学院的教授，主持讨论。所有的学生坐成一个很大的圆圈。牧师让我们介绍自己，并说说在我们以前的生活里怎样经历多元化的情况。

    听着每一个学生的发言，我变得很惊讶。有个叫锡达的学生来自华盛顿特区。他是在一个全部是黑人居民的社区长大的惟一一个白人男孩。曾经跟全是黑人的队员在街头打篮球。他说尽管他是白人，但被这么多白人的脸围着，他感觉很奇怪。一名长着白化头发来自加利福尼亚的男生是犹太人。他是名冲浪运动员，他的发言里充满了像粗糙地、完全地、花花公子这样的用词。阿本娜的母亲来自瑞典，父亲是加纳人。一名小巧玲珑、长着金发的墨西哥裔美国人来自得克萨斯州。我曾经以为所有的墨西哥人都长着黑头发黑皮肤。很多学生都是犹太人。有些学生来自怀俄明州、佐治亚州、英格兰和法国。桑德丽娜的家人是法国裔美国人，但她小时候就一直住在危地马拉，因此她能讲一口流利的西班牙语和法语。学生们跟我根据他们的外貌作出的判断和期望完全不同。我知道我将会从这些独一无二而又思想活跃的人身上学到很多东西。

    不过随着学生们一个接一个地发言，我也注意到别的东西。许多学生是从优秀的私立学校毕业的。他们说的话听起来很年轻很天真。它变成了一个自我祝贺的会议——学生们自豪地描述他们是如何改进了他们学校的种族关系，他们加入了什么样的群体。随着介绍的进行，“多元化”似乎变成了一个大一统结构，在这些学生的脑海里，多元化只有一个外表，就是种族的或是民族的。我感到害怕，肾上腺素跟我一起升起来。他们看上去没有意识到他们有关多元化的体验是十分有限的。他们所认识的所有的人，不论是什么种族的，都是“上流”阶级。没人提到那些身体上或者心智上经受磨难的人们。两个在我们这组的女生有同性恋姐姐，但她们没有提出来讨论，在我们这群人中好像没有任何同性恋者。

    一圈下来，我是最后一名发言的学生。我的声音有些发颤。我跟大家谈了我妈妈和我的成长经历，讲到尼尔·卢登斯汀没有写到阶层的多元化。我对大家说我感到迷茫。跟民族群体不同，无家可归和贫穷似乎不像一个我可以为之骄傲的身份（在那一刻）。我哭泣起来。我感到孤独，肮脏和羞耻，疲劳，无形。我很愤怒。即使在这样一个多样化的人群里，人们也无法像我在昆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