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反应。我表现得无所畏惧，沉默地看着他们，等待他们的下一步。同时，我在脑海里追溯我短暂的职业生涯，回想我是否可能做错过任何事情。我以为我干得不错，所有正式评估都显示客户和同事都认为我是称职的经纪。我试图为“布鲁克林”或是更骇人的字眼作精神准备。如果听到“市政债券”，我准备拔腿就跑。

    终于，一个经理问我：“弗兰克，你觉得东京分公司怎么样？”我松了一口气，同时也吃了一惊。这个问题证明管理层对我有信心。在投资银行，如果你的表现好，他们很快就会把你调到赚钱的地方去。1995年的时候，对于衍生产品部来说，钱都在东京。显然，我的上司相信我能说服日本客户购买高利润的衍生产品。

    我飞快地考虑了一下这个问题。不知为什么，我总能得到我完全不胜任的工作。第一波士顿让我向美国投资者销售新兴市场衍生产品，现在摩根士丹利又让我向日本客户销售更稀奇古怪的衍生产品。我一句日语也不会说，从来没有见过一个日本客户，甚至没和他们通过电话，对日本的金融和监管体系也一无所知。好吧，我想，既来之则安之。我抑制住想断言自己不能胜任的**，也没有告诉他们我想过调往东京。我很愿意去待一段时间，比如一个月。于是我自信地回答：“我认为东京是我们的利润所在。”

    我有一天的时间来考虑。他们说我只是暂时去东京，协助那里的衍生产品部销售工作。不知何故，东京需要我这个想法让我安心。管理层让我做的工作是刺激的，而且从很多方面看也不困难。我们的东京分公司充斥着狂热的客户，其中很多都染上了衍生产品思春症，他们的资产负债表就像盛开的樱花一样毫无保留。管理层想确保东京有足够的人手把客户一网打尽。东京的衍生产品销售队伍里有不少老手，但是他们显然还需要一些季节性的短工。

    我对东京感兴趣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它是摩根士丹利衍生产品拼图的最后一块。时至今日，我已经对衍生产品有了相当的了解，适应了纽约的公司文化，也认识了不少伦敦的同事。但是东京仍然是个谜。

    我从来没有到过靠近日本5 000英里的地方，更不用说东京了。说来具有讽刺色彩，虽然我销售过来自世界各地的衍生产品——阿根廷、巴西、墨西哥、菲律宾，但是我从来没有去过这些国家，甚至从来不曾出国公干。小时候，我出国旅行的时间也从来没有超过三四天，惟一的例外是高中时参加学校乐队到德国去了一个星期，为参加啤酒节的醉汉演奏高音单簧管。我甚至不能肯定我能从地图上找出东京或是日本的方位。我对日本的了解仅限于急速赛车手卡通和哥斯拉电影，还有大学时帮助同学完成的忍者研究。尽管如此，我整装待发，就要到东京去销售衍生产品了。第二天早晨，我答复说我愿意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