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这位《卢尔丁先生》（Monsieur de Lourdines）的作者：“依我看，我不能相信法国人民已经变了，法国人永远是龙瑟沃的罗兰，是布汶的法国人，是亨利四世的臣民，是拿破仑的战士……对他们来说，每个人的权利即他们自以为是的‘自由’，同无论什么人都‘平等’，而且所有其他人都应对他们产生‘博爱’。”

    舒莱尔写过一些书，特别是《经济革命》这本书，373页的大部头书，不太容易读懂，这也是他最有代表性的一本书。1941年第一次出版（带插图红色封面的另一版于1943年出版）时，他已经60

    岁了。

    《经济革命》是“一本集令人惊讶的旧家长式作风与现代精神为一身的学说”。不管怎么说，欧莱雅老板在《一周资料》（La Documentation hebdomadaire）上对这本书给予了颂扬的评论，这是由阿布泰伦宣传机构（Propaganda-Abteilung）发行的刊物，而且是“同法国记者合作”！

    读了这本书你会觉得欧仁·舒莱尔是个天真的乌托邦分子，这就是一个与时代同步的男人，一个时而冒进时而陈旧又专横的老板，同时还是一名苛刻的评论家。他抨击共和国及民主制，从不掩饰其对德国模式的狂热。

    他是个梦想家吗？“这样一种宽裕而轻松的生活，一种老爷式的生活对我来说，好像明天就会到来。这并不针对少数几个人，是所有法国人。我设想10年后……大多数在企业工作的人将不再住

    在城里。工厂、仓库、工地都将集中在一个大商业和管理中心，但是每个人都生活在真正的农村……”这与18世纪夏尔·傅立叶主张的法郎吉（Phalanst弐es）空想主义也相差不远了！

    欧仁·舒莱尔甚至还设想出了一个事先造好的理想房屋模型：“尖形穹隆”，用“金属骨架”和“三层墙壁”，考虑了长、高、家具等。“预言家”一切都想好了，“每个人都同别人以花园、树林或田地隔开……这是一种新的温馨生活！”

    他是属于那个时代的男人吗？不管怎么说，他认为，“女人的生活应该是她的丈夫，她的家庭，她的孩子”，“只要男人找不到工作，女人就该把工作让给他……”；而他表现得不那么大男子主义时，又是极端的法国沙文主义，“世界上没有一处地方能像法国这样生产出如此高质量的产品。法国的蔬菜，法国的水果，法国的牲畜及鸡圈里养殖的家禽都是世界上最好的东西。”

    舒莱尔与维希政府站在同一条战线上，至少当他称自己的愿望为“一个立时的谅解和平及经济合作”时，在用词上同后者相差不多。他还说：“我们曾经经历过失败的痛苦，覆灭的羞耻也许是神赐的，是应得的和必要的。”

    那么作为老板呢？欧仁·舒莱尔有时表现出一种致力于现代化的狂热之情。他坚信系列和标准生产的方式可以带来效益。他比别人更早提出建立分配的退休制度，事实上这的确在二战后便普及实施了。还有他证明在失业的情况下设立失业救济的必要性，并希望对统计工具进行真正的改革。

    还是这同一个企业家，他提出税收的沉重，国家职员的不称职以及银行家的无能—“对银行的金融控制削弱了很多法国工业”，这似乎更符合他的身份。

    他对工会的描述有些像速笔漫画：“它要求得多，却什么也不付出；它带来得少，那也是一种对抗，一股仇恨。”“工会所建构的只是一个动荡的因素……然而如果有一天它侥幸借助某次特殊的机会成功，它会像1936年一样夺得权力，然后给人们带来灾难。此时它会……造成一次波及全社会企业的反抗及巨大的怠工浪潮。”

    最令人反感的要数他的**和、**的抨击言论：“自由、平等、博爱……这种美妙的计划经济论最终只能引向颠倒无序的世界。”“要把自由平等博爱这一幼稚的概念从人们的内心深处挖出来。”“在民主制度下，国家领导人就是大众的累赘，他必然把国家引向消亡……第三共和国注定要失败……国会的议员选举只能把国家治理得越来越平庸。”

    一个对单一统治顶礼膜拜的舒莱尔，一个对“同志式的共和国”横加指责的舒莱尔。最后他总结道：“如果没有强大而持久的国家，不把国家从普选情绪的上下波动中解脱出来，那么说什么都是无

    用的……”

    他难道希望像德国一样吗？“我知道我们不像纳粹于1933年上台那样幸运，他们当时有的是时间，他们有两三年的时间来组织策划。而我们没有德国当年的背景，我们没有国家社会主义的信仰，我们也没有希特勒推动世界的旺盛精力。”

    人们常说要特别当心，不要有时空错觉。自从这些书发表以来，60年过去了，要理解它们，必须把自己放到当时的年代背景中去。“假如我们不考虑到面对1934～1944年所发生的重大的、意外的、难以应付的事件对我们产生的精神冲击，假如我们不认识到错误、失误，而一味地试图框定一切，那么我们就不能以复杂的、变革的、矛盾的眼光来构想这个时代。”几年前社会学家埃德加·莫兰这样

    说过。

    那是一个由政治层面的恶化所标志的时代。当时整个右派都充满“一种对民主及其**系统的深恶痛绝”（根据作家兼记者吉勒·马蒂内的说法）。即使对停战协定及“可怕而可耻”的条件表现出受到侮辱，像保罗·克洛岱尔这样的作家也曾在他的《日记》（Journal）中写道：“我所得到的安慰就是看到这个肮脏的议会系统完结了，它多少年以来一直像个恶性肿瘤一样吞噬着法国；人民阵线（Front populaire）完结了……小酒馆的肮脏独裁完结了，共济会完结了，还有外国佬、学监及教育家都结束了。至少我们这样希望吧！！”人们恐怕还是更喜欢他写的《织锦鞋》（Soulier de satin）……

    正当纳粹德国挑起人们的兴趣时，“特别是在富人中间”，大多数法国人还是接受了贝当讲话中所谓“快慰的共鸣”部分：“祖国挺立在失败中，工作须在混乱的经济中重建，家庭则处于妻离子散的年代。”

    我们也可以换一个角度力求以他同类人的行为方式来看待欧仁·舒莱尔的写作。

    他们当中的大部分人“经受过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大萧条的刺激，还处在1934～1938年间的社会动乱的冲击之下”。我们前面讲过，舒莱尔是搞运动的行家，他面对“一个怀旧的、人数众多的资方”显得精力十足，“而这些资产阶级总在梦想着受到保护、享有身家安全，因此在那位老元帅和维希社会主义者的论点那里找到了自己的方向”。该是妥协的时候了，甚至也该媾和了。面对法国的失败，所有的显贵正如舒莱尔一样，以不应使“战争持久下去作为借口，变成了忧国忧民之士”……

    很显然，在这种环境之下，欧仁·舒莱尔的言论便有了背景，使人看得更清楚了，但很难因此而挽回他的影响。

    而欧仁·舒莱尔自己则选择了投入政治运动中，而且是与德合作中最狂热、最激进的政党。

    他在1941年为他的著作总结时说道：“我们需要……有一个目标，即法国的繁荣与富强，所有法国人的幸福，要让他们与崭新的欧洲融合在一起。要改变民族的精神面貌，只需要少数几个人就够了，但这些人必须坚定，既不能心软也不能动摇；还需要几位真正的革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