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中国成立之后的若干年里，人们一直喜欢“红色包装”，特别希望自己是“里面三新”的贫雇农出身，最好父母是苦大仇深、房无一间、地无一垅、大字不识的人。似乎这样，才最令人骄傲，最值得炫耀，最让人尊重，也最可靠放心。

    到了“文化大革命”时期，更是按照家庭出身，把人分成三六九等，一类是“红五类”（贫农、雇农、下中农、革命干部、革命军人）子弟，一类是“黑七类”（地主、富农、资本家、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右派、走资派）狗崽子。当时有个家喻户晓的对联：“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把出身的决定作用讲到了极致，把封建的血统论昭示的淋漓尽致，凸显出“红五类”子弟的优越感和所谓“黑七类”狗崽子的无奈。

    近些年，具体不知从何时开始，在一些地区、一些领域和某些人那里，对出身的好恶、向往、评价，悄悄地发生了变化，甚至发生逆转，帝王后裔、官宦世家、书香门第，成了一些人的追求。不仅历史上声名显赫、功勋卓著、彪炳千秋的人物，不少人攀龙附凤，趋之若骛；有的历史人物名声不好，甚至声名狼藉，也不乏寻根问祖、津津乐道、颇感荣光之人。更有人祖上本是民族败类、反动军阀、不法奸商、恶霸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