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些机构，改革一些制度。这些人只用了一张纸，却可能让黎民百姓蒙受许多损失。

    到了清议之风盛行的时候，这种弊端就更显露无遗。清议派这些费正清所称的“躺在安乐椅上的战略家”，可以视为卖弄口舌之利的代表人群。以清朝洋务运动时期为例，清议弹劾之风也盛极一时。

    李鸿章创建工业、倡导商务、修铁路、办电报等都曾被弹劾。1881年，李鸿章为了开平煤矿运输，修了第一条唐胥铁路。这条铁路是修成之后才奏报的，而且还故意把铁路说成是“马路”。

    但是反对派想到了他们所能想到的任何理由：比如说机车行驶会震动东陵，黑烟会伤害庄稼，使小民失业等等，几经周折，这条铁路才被允许运行，最初还只准用马来拉！铁路风波一直持续到1889年，闹到李鸿章已经动工的津通铁路被迫停工。

    李鸿章对此痛恨至极，认为言官制度是最容易坏事的，在他看来，这些人都是少年新进，不通世故，也不考虑事实得失、国家利害，随便找个题目，信口开河地畅发议论以崭露头角，可是国家大事却受到阻挠。

    从另一个角度来说，沉默是金也未始不是一种保持自我清醒的最后方式。

    罗大佑的歌中有这样一句歌词：“彩色的电视将世界变得越来越花哨，分辨黑白的人越来越少。”这句歌词道出了现代人所能切身体悟到的迷惘和失落。在这个“话语经济”时代的“喧哗和躁动”中，真正耐得住沉默的寂寞的人越来越少，也越来越孤立和孤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