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地私营经济的腾飞也是很好的例证。整个城市共同努力鼓励新企业的形成。京都有日本第一个服务于为风险型小企业的“孵化器”公司。得益于当地一家公共事业企业的投资，京都是日本少数几个在市区设立民间科技园（京都研究园）的城市之一。京都的企业发展委员会—一个民间组织—致力于评估和支持风险型项目。京都大学开展了日本较早的技术专利活动以加速技术由实验室向创业企业的转化。京都大学有一个风险企业实验室。立命馆大学为科学家和工程师提供管理课程。京都这种高度支持性的经营环境是由当地政府和私营企业提供的，而不是中央政府机构。

    京都是如何做到这点的呢？这个城市一直相对闭塞，而且规模中等（有150万人口，大约是东京的1/8）。该城市是二战中惟一幸免于战火的城市，留下了一定的小企业基础。缺乏大的、支配性的企业和工业使得较小的企业可以快速发展。京都的公司得不到通产省大型合作R&D力量的重视。宗教组织、学者、艺术家在京都的权力与政府官员、企业领导者不相上下。这种非独权环境防止了严格的阶级制度，并且有利于一对一基础上的关系网建设。

    由于无法介入严密的企业集团关系网，京都的小企业不得不同外国顾客接触并同其做生意。京都的公司避免了日本常见的“大公司病”，即一种为国内市场的规模和份额所困扰的状况。相反，这些公司集中于自身参与全球性竞争的核心业务。由于日本银行不愿意向没有担保或不属于某个企业集团的小企业贷款，京都的公司只有通过资本市场获得资金。

    京都的例子对我们在研究中的不断重复的主题做了进一步的阐述。在一个包含高质量投入和机构并充满变革和流动性的商业环境中，竞争压力是经济发展的真正途径。

    政府的新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