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行浮动工资制是我对劳工问题作出的最大贡献，这是解决劳资双方的很好的办法，因为这使得他们在真正意义上成为了合伙人——不管是在繁荣时期还是萧条期。早年间，在匹兹堡实行的是一年一度的工资标准，这使得劳资双方总是在为一场注定要爆发的斗争做准备。对双方来说，对一个业已达成协议的标准不限定实行期限，这是一个好的多的办法。经过六个月或者一年的实践，两种制度进行对比，如果确实体现出了它的优越性，这种工资标准就可以成功地被实行好几年。　　一些看上去不起眼的琐事有时候可以很好地解决劳资双方之间的矛盾，我举两个友好解决此类问题的例子。有一次，我去与一个工人委员会面谈，他们提出了一些不合理的要求。有人告诉我他们是受了一个人的煽动，这个人尽管在工厂上班，但是他有自己的地下酒吧间。他一向蛮横霸道，老实厚道的工人都怕他，去他那喝酒的都是他的债务人，他才是这件事情真正的煽动者。　　我们以一种惯常的友好方式见面，见到他们我很高兴，他们之中很多人我早就认识，并且能叫出他们的名字。我们围着圆桌坐下，那个领头的同事与我各坐桌子的一端。所以我们面对着面。我看见那人从地板上拿起他的帽子，慢慢地戴在头上，暗示他要离去，这时，我的机会来了。　　“先生，你出席的是一个绅士的聚会，请你最好脱下帽子，要不然就请离开这里！”　　我的眼睛一直紧紧盯着他。我能感受到当时会场有多么安静，这个工痞有点犹豫了，但是我知道，无论他做什么，都已经被打败。如果他继续戴着帽子，没有礼貌地离开会场，那么他就不是一个绅士。如果他脱掉自己的帽子，继续坐在这里，那么他的气焰已经压倒，他到底要怎样？我并不关心。他只有两个选择，而且每一个都是死路。他陷入了任我摆布的境地。慢慢地，他脱下了帽子，将它放在地上。在会上，他一个字也没有说出口。后来有人告诉我说，他不得不离开了工人领袖的位置，大家为这段小插曲而感到高兴，纠纷得到了友好地解决。　　当我们宣布将实行三年期限的浮动工资制后，工人们选出了一个16人组成的委员会负责与我们协商。开始的时候没有什么进展，我宣布说因为我的婚约，我不得不在第二天去纽约。有人请求是否可以和一个32人的委员会商谈，因为还有其它的一些人想加入到委员会中来——这是他们内部有了分歧的信号。当然，这得到了我们的同意。工人们从工厂赶到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