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就被认可了的，它比我所听说过的任何训诫对我都更加有用。我已经听过远远不止一点点的迅捷，尽管我可以承认在我已经成熟了的年岁里，我和我的老朋友贝利?沃尔克有类同之处。他总是被他的医生询问其睡眠状况，而他总是答复说很不能让人满意。他常常不能入睡，并且眼睛里有金星闪烁：“但是我有很多不错的瞌睡。”　　在我母亲的家族这一边，我的外祖父就更加有特点而值得讲述，因为我的外祖父托马斯?莫里森是威廉?古伯特 的朋友，他为他的记录和作品做出过贡献，并且与他一直保持着通信。甚至正如我所写的，在丹佛姆林，凡是认识我外祖父莫里森的老人都说他是最好的演讲家之一，而且还是他们所见过的最能干的人。他是古伯特《记录》的小型版本《先驱》的出版发行人，这在苏格兰被认为是第一篇激进的论文。我读过他写的一些东西，考虑到在今天他们对技术教育的重要性，我想他们中最显著的是七十多年前出版的一个冠名为“Head-ication versus Hand-ication”的小册子。他坚持其后来在某种意义上的重要性将反映出对今天极力提倡的技术教育的信任。它以这样的词句结尾：“感谢上帝，我在年青的时候可以制作并且修补鞋子。”古伯特在1833年把它刊发在《记录》(Register)一书中,以编辑身份作出评论：“与此主题有关的刊发在《记录》中的最有价值的通信之一，是来自于我们可敬的朋友和通信者，苏格兰的托马斯?莫里森，这份通信就出现在这一期中。”所以看起来，我“信笔涂鸦”的习性来自双方面的遗传，因为卡内基家族同样也爱读书并且善于思考。　　我的外祖父莫里森是一个天生的演说家，一个聪敏的政客，同时也是当地区激进政党的左翼的领袖——这一职务后来被他的儿子，我的舅舅所继承。不止一个有名望的在美国的苏格兰人拜访过我，以与“托马斯?莫里森的外孙”握手。克利夫兰和匹兹堡铁路公司的负责人法默先生有一次对我说：“我所有的一切学识和文化都是受益于你外祖父的影响。”丹佛姆林重大事件史的作者埃比尼泽?亨德森也说，他生命中的进步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一件非常幸运的事件：当他还是一个小孩的时候就曾受到我外祖父的影响。　　在我的生命中，我总是能够得到一些恭维。但是当这一恭维来自于一个曾在美国听过我在圣?安德鲁大厅所作的关于地方自治的演讲的格拉斯哥报的记者，便没有任何其他的夸奖能使我更加快乐了。那个通讯记者如此写道，当时苏格兰大部分的言论都和我自己、我的家庭尤其是我的外祖父托马斯?莫里森相关。他继续写道“想象一下我在讲台上发现外孙的时候有多么的惊讶吧，他在仪态、手势和外貌上都是对老莫里森的一个完美的摹写。　　我记不起来我的外祖父长什么样了，但是我和他之间惊人的相像却是不可置疑的。因为我清楚地记得，在二十七岁那年，我第一次回到丹佛姆林，当我在沙发上和我的舅舅贝利?莫里森坐在一起时，我清楚地记得他的眼睛里含满了泪水。他不知道说什么然后冲出了房间，当过了一伙回来时，他解释说我身上的某些东西会让他的父亲不时地在他跟前闪现。这个影像会立即消失，但过不了多久便又重新出现了。我的一些手势，正好也是使他不能很好的将我和他的父亲区分开来的原因。我的母亲不停地在我身上找到我外祖父所特有的一些怪癖。倾向可遗传学说时刻都被得到证明，这一法则如此灵验，甚至一个手势也可以在代际之间传递，或许某些超越了**的东西。我为之深深地震惊了。